• 特殊學校校長何巧嬋:難忘Fernando的男兒淚


    三年前,教育局不讓18歲以上的智障學童繼續讀書,讓特殊學校校長何巧嬋認識了張超雄。她和他,一起帶領數以百計的智障學童和家長一起上街。何校長發現,張超雄當時雖然已不再是立法會議員,卻沒有放棄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的心,因為他有切膚之痛,因為張超雄二女兒盈盈,也是受影響的智障學童。

    何校長記得,2009年夏天遊行集會期間,天氣悶熱,偶爾下雨,張超雄總是向來遊行的孩子們噓寒問暖。隊伍之中,經常可以見到張太和女兒盈盈的身影。後來家長們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希望法院可以判處教育局殘疾歧視,然而卻被判敗判,令不少家長都感到傷心和失望。

    「當時輸咗官司,法院外有一大班記者等待我們發言。我很傷心,有點情緒,超雄看到我這個樣子就跟我說:不如待會由我跟記者發言,你休息一下吧。但後來到我們出去見記者,他一開口說話,眼淚已經流下來了。」何校長形容,這一幕很深刻,因為她記得,張超雄在整個運動一直很冷靜,但到了關鍵一刻也忍不住流下男兒淚。何校長說:「他不只是對孩子的情況理性關注,而是身同感受。」

    雖然官司敗訴,但法官卻對家長的情況深表同情。後來教育局把18歲的中學畢業期限取消,智障學童的情況亦喚起了社會關注。何校長和張超雄一起成立了「特殊教育家長大聯盟」,持續關注智障學生的需要。

    何校長投身特殊教育20多年,她覺得,張超雄的加入,對整個界別起了關鍵作用:「張超雄角色是特別的,他本身也有個智障女兒,對特殊教育有第一手理解。但另一方面,他亦曾經是立法會議員,所以他可以在立法層面推動。在香港歷史上,從沒像他對特殊教育這麼熟悉,又能倡議政策改變的人出現過。」

    但何校長強調,張超雄對智障學生的關心,是超越個人的:「有些人會覺得,他是否因為自己有個殘障女兒才出來為殘障人士爭取呢?我的感覺是,他的關心面不是個人,而是整個社會弱勢社群的福利。」

  • 理大公司管治 最佳反面教材


    張超雄、林本利及一群關心理大發展的教職員

     

    《明報》 201091日(其刊載的為節錄本) 

    若果有一盤生意,在成立時沒有制訂可量度的目標,沒有分析成效、成本及風險等問題,成立及運作時涉及利益衝突,運作成本遠較預期高,年年虧本卻沒有人要負責,這是一盤甚麼生意?這就是香港理工大學攪的生意。以上的描述,不是我們無中生有,而是從理大一個由校長委任的獨立檢討委員會所作的觀察。 

    今年3月,我們一群關心理大發展的教職員向校董會發出公開信,呼籲新任校董會主席楊敏德女士、校董會及新任校長及管理層正視大學的種種管治問題,這些問題後來被傳媒稱之為「九宗罪」。

     

    及後校方為此作出積極回應,並成立三人獨立檢討小組,檢討理大的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營運模式,以及它們與大學各個組織的關係。獨立檢討小組的主席由廖約克博士出任,另外兩位成員是羅顯揚先生,以及代替杜衛強律師的余宏德先生。

     

    經過多個月的努力,獨立檢討小組於今年719日提交報告,校方於813日公開報告內容(編按:有關獨立檢討小組報告,請瀏覧以下網址:www.polyu.edu.hk/cpa/IRP)。校方向教職員、學生會代表及傳媒作出匯報時,強調報告並沒有提出有違規的情況,但指出屬下各公司的成立及營運模式的確有改善的空間,某些環節應該有更好、更嚴謹的處理方法。

     

    校方以「報告並沒有提出有違規的情況」作結論,是極之輕視報告指出理大的各種管治問題。我們若仔細閱讀整份報告,特別是附錄六(Appendix 6)的觀察附註(observation notes),便清楚知道大學在成立、營運及出售各公司時,出現林林總總的不正常現象。

     

    校方的結論,可能是指報告未有直接指出這些違規情況,只在附錄中刊出有關情況。亦可能是大學根本沒有訂立條例去規管各公司的成立、營運及出售,幾個高層的決定就是條例,人治色彩十分濃厚。既然沒有條例規管,報告自然不能提出有違規的情況。

     

    理大公司管治架構

     

    報告一開始便提出理大監察屬下各公司的四層管治架構(4-tier governance structure,見頁4-6)。管治架構的最高一層是校董會,負責執行管治工作,確保以校長為首的大學管理層能夠有效地管理大學,並以公眾、學生、員工(並非個別員工)及大學整體利益為依歸。

     

    管治架構的第二層是校長。校長是大學的「行政總裁」(chief executive),他透過成立不同委員會,將權力下放;並採取制衡措施,務求管理層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和不偏不倚的(見理大大學管治宣言)。

     

    大學為了推動科技轉移,在2000年成立企業計劃管理委員會(Entrepreneurial Programmes Management Committee,簡稱EPMC,之前稱EIPMC),屬管治架構的第三層,負責審批新公司的成立及各投資項目。經由委員會批准的投資項目,將交給另一附屬控股公司PolyU Enterprises Limited(簡稱PearL)負責落實執行和監察,這是管治架構的第四層。 

    在整個四層管治架構中,校董會主席、校長、EPMC的主席和PearL的行政總裁(由副校長出任)是關鍵人物,他們有責任確保理大屬下各公司按照正常程序成立,有效運作,以及退出營運時(出售或結業)有妥善安排。

     

    管治架構完全失效

     

    檢討報告清楚指出上述四層管治架構完全失效。自從理大在20013月成立控股公司PearL後,便不斷成立新的公司,至今超過50間。不少公司成立之前,並沒有具體商業計劃(business plan),投資時沒有經過正常審批程序,沒有作出詳細的財務分析,投資回報及潛在利益衝突等分析一律欠奉(見A6.1A6.2A6.5A6.9)。存有個人利益的人士還可以參與會議討論和作出成立公司的決定(見A6.10A6.11)。更令人奇怪的是其他出席會議的人,竟然對此視若無睹。

    公司成立後,沒有定期作出檢討,交代經營情況和業務發展策畧(見報告A6.22A6.23段)。絕大部分公司習以為常地(is the norm)錄得重大虧損(見A6.12A6.14)。到決定退出營運時,竟然又沒有一套退出機制可以依循。結果是以低價出售公司股權,事後亦沒有檢討投資失敗的原因和進行問責(見A6.26)。

     

    檢討報告還披露了不少令人震驚的事實,當中包括:

     

    一、有九間公司的成立文件下落不明或者不存在(not in existence),當中包括持有上市公司環康集團的理大附屬公司進新科技有限公司(見A6.6)。環康集團的大股東、董事和行政總裁涉及貪污案件,理大兩位管理人員與環康集團屬關連人士,一直出任該公司的非執行董事,收取董事酬金。當日理大附屬公司為何將科研成果轉讓給環康集團上市,只換取16.1%的股權而又豁免該公司支付牌照費(licensing fee),相關文件竟然不知所踪。

     

    二、EIPMC最初的預算是從非教資會(non-UGC)的收入中,撥出7001,000萬元用作投資屬下各公司。後來的投資金額遠遠超過這個數目,達到25,000萬元,卻沒有在適當的時候知會校董會(見A6.3A6.14)。不少投資項目,由EPMC的主席率先拍板,之後才交給該委員會討論和得到批准(見A6.4)。有些投資項目甚至從未正式在EIPMC/EPMC會議中討論過(見A6.5A6.9)。EPMC的會議越開越疏,更出現過18個月才開一次會的情況(見A6.23)。

     

    三、大學與合作伙伴開發中藥產品,簽訂十年合約,合約總值達到1,700萬元,相關合約事前並沒有在EIPMC的會議中討論過(見A6.2A6.5)。一間在2001年成立的公司,相關合作伙伴私自達成利益分配(benefit distribution)協議,兩年後(即2003年)才取得校長正式批准(見A6.16)。大學和一間公司合組新公司,以單一招標方式批出培訓合約給新公司,並要求各院系優先採用該公司的培訓服務,新公司能夠以優惠租金租用校內辦公室和設施(見A6.8)。

     

    綜合檢討報告的內容及觀察,很明顯見到大學高層成立眾多公司時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當中存着不少利益衝突,公司管治缺乏制衡、透明度和問責(見A6.15A6.20A6.24A6.26),為個人利益多於大學整體利益。兩名高層分別出任20間和27間公司的董事,投資失敗後又無人需要負責,甚至還得到額外金錢獎勵(見A6.16A6.18)。

     

    雖然總投資金額25,000萬元和累積虧損5,000萬元,相對於大學每年30多億元的開支,數目似乎「很少」,但這些金錢對個別人士來說則是巨額數字。除了金錢、科研、校園設施等投入外,大學的教職員亦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管理這些公司的運作(見A6.15)。此外,大學要投入數以千萬元計的金錢,去採購這些公司的服務,這些金錢又不知往了哪裡去。

     

    今次檢討報告只集中討論PearL轄下的個別本地公司,並沒有詳細討論理大在內地(包括深圳、珠海、廣州和西安等地)的投資和經營情況。大學在監控本地各公司方面出現種種缺失流弊,又如何有能力去監控內地各間公司,防止各種貪污舞弊、以權謀私的行為?

     

    公開聆訊追究責任

     

    我們衷心多謝檢討小組三位成員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貢獻。小組的觀察完全支持我們之前所發表公開信的內容,小組亦接納我們提出的各項建議。但礙於搜證權力有限,小組可能無法取得一些重要文件作更深入的調查,亦沒有進行問責。我們認為校董會應盡快展開公開聆訊,邀請一眾相關人士出席,給他們一個機會去清楚交代過去十年大學屬下各公司的「糊塗賬」,找出誰人要為此負上責任。

     

    理大及其屬下各公司的管治問題,已成為教授「公司管治」課程的最佳反面教材,嚴重損害大學聲譽。事實上,檢討報告所提到的管治問題只屬冰山一角。理大在管理各院系及部門,在本地及內地經營自負盈虧課程及業務,在教職員的聘用、考核、續約、升遷、獎勵(包括給予巨額薪酬、額外酬金及花紅)、退休安排,以至顧問的委任等事情上,同樣出現類似的管治問題。

     

    過去十多年,理大已變得像一間經營家族生意的私人公司,多於一間獨立自主的政府資助學術機構。管理層花在拓展及運作這些生意的時間和精力已不成比例。獨立委員會的報告清楚指出,現有的管治架構完全失效(見建議4.1d),並建議大學切勿再花金錢或者以其他方式投資此類「技術轉移」的生意。期望新任校董會主席及各校董,能夠正視有關問題,撥亂反正,把大學重新納入正軌,重拾公眾、學生及教職員對理大管治的信心。 

    大學的核心業務在於培育人材及提升社會的文明及文化水平,而不是攪生意。報告雖然沒寫出來,但明眼人會看到這個結論:理大管理層,請勿再不務正業,集中精力辦好大學吧!

  • 理大事件折射公營部門管治失衡


    《教協報-大專版》 2010年5月24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正言匯社社長

    最近筆者與一群同事向理大校董會及管理層發出公開信,指出校方財政紊亂、投資失誤、管理不善和利益衝突等「九宗罪」,引起了不少迴響。管理層理所當然高調反駁指控,被校方委託進行「獨立調查」的律師則向筆者兩度發出律師信。

    公眾可能一貫以為大學管理層個個教授、人人博士,人格自然高尚,故此看輕和「放生」大學管理問題,但人性貪念無分階級和知識水平,利益所在之處,自然是罪惡溫床。當從事科研的應科院能夠豪花18萬元睇風水、生產力促進局可以無故遺失5,000多萬元的物資及電腦設備、高層可享雙重福利,還有旅發局的大花筒及用人唯親作風、負責推廣貿易的貿發局被指與展覽業界搶生意 …… 理大作為公營機構,每年獲得資助超過20億元,有責任以高度的財政透明向公眾問責,否則只會令大學淪為高層瓜分肥肉的獨立王國。

    事實上,除了理大出版的年報,外界能從其他渠道獲得有關的財務資料少之又少,特別是院校的聯營或附屬公司,與負責監察校政的校董會竟然存在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令人關注當中可能涉及的利益衝突。例如校方聯同4名校董成立公司開發中藥產品,理大是該公司的大股東,先後投資2,000多萬元,去年度卻以低價110萬元售予第三者,外界無從得知大幅虧蝕的原因、該第三者的身份,以及管理層與校董過去分別從中取得多少酬金等。此外,理大更有多份院校發展合約涉及關連人士交易,包括將兩份總值7億元的香港專上學院建築合約批予一名校董所屬公司,又向一間以校董為顧問的銀行貸款7億元興建酒店。以上事例充分暴露校董與院校高層的利益共生關係,削弱了監察力量,對大學的良好管治必然構成損害。

    由於管理層理財不善,附屬公司虧蝕嚴重,加上高層酬金奇高,投資高風險金融產品又嚴重損手,理大去年度錄得的綜合營運虧損已高達9億元,當中超過一半更屬投資虧損。為應付日常開支,校方開始向教學和科研資源開刀,規定不同學系和部門只能動用一成收入及儲備,其餘則供校方隨時動用。財政收縮令學系和部門不得不縮減研究項目、增加教學工作量及加大上課學生人數,更有部份員工被逐步辭退,嚴重影響教學質素和行政效率。

    在美國,公營部門的財政支出和行政效率由獨立的政府問責總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監管,該署直接向國會負責,有調查和監督權,每年獲得聯邦政府龐大資助。香港肩負類似任務的是審計署,但該署的資源不多,每年只能處理數個公營部門的調查工作,而調查範圍亦相對有限。至於負責向院校批出撥款的教資會則非常被動,只要院校申明資金並非來自教資會撥款,教資會便以事不關己的態度處之。

    要加強院校的問責,首要的必然是改革現行的申報制度。申報的精神原來在於將可能存在的利益關係置於陽光下,由公眾作出監察和事實判斷。不過,以筆者過去在理大擔任校董的經驗所知,即使有校董作出申報,有關資料卻不會公開,不但公眾無從監察,就連其他校董也無法索閱,令機制形同虛設,而且校董會的會議及會議紀錄皆不公開。當然,做好申報並不代表可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因為該人仍有可能左右校董會決定,因此更徹底的做法應是避席及與有關決定及資訊絕緣,但這仍難完全避免有關資訊的輾轉流傳,影響合約競投的公平性。故此,要避免利益衝突,最理想是乾脆解除潛在的利益衝突關係,例如校董的公司根本不應競投院校的建造項目,除非他事前已辭去校董職務。

    自從政府在社福機構推行整筆撥款制度,社會服務趨向商業化,機構由於自負盈虧,均會興辦各式生意,當中牽涉金錢利益不少。作為受資助機構,有公帑過手,落實有效的監察機制實屬必要,情況就如大專院校,沒有適當的制衡,只會助長歪風。不論規模大如大專院校,還是小如殘疾人士自助團體,人性的貪念始終存在。

    所謂槍打出頭鳥。筆者在理大只為合約員工,這次揭示校政流弊,比以立法會議員身份批評時政,所冒的風險高出何止一百倍?作為半個公眾人物,筆者可能尚有一點位置不平則鳴。權力沒有監察和制衡,絕大部份人卻只有被迫成為沉默一群。

    這次理大事件正是政府反省的良機。若香港再不珍重一貫的程序正義,那麼禍及的又豈只大專教育?我們準備回到黑暗的六十年代嗎?

  • 當師奶變成了巨人


    《明報.世紀.給女兒的信》 2010年2月3日   張超雄
     
    盈盈:

    當師奶變成了巨人

    18歲,有書讀了!

    對!政府終於改變初衷,撤銷18歲的年齡上限,智障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不再受限,只要有合理原因,便可延長學習年期,直至完成高中階段。

    這是一個由悲轉喜的故事,這是一個由家長力量成就的非凡故事。這個故事,得從去年夏天開始說起。

    這個夏天特別炎熱,豬流感肆虐,令學校提早停課。然而,像你一樣的智障孩子別無選擇,走上街頭。政府要將18歲的智障孩子攆出校園,想讀書的孩子,只能等候餘額吸納。其實,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政府為智障孩子劃下18歲的界線,始於05年,只是智障孩子從來都是社會最邊緣一群,家長們也習慣了默默承受。眼看離校的孩子無法完成學業,又無成人服務銜接,被迫呆坐家中,身為爸媽的,除了痛心,還可怎樣?更多孩子為趕及接受成人服務,未畢業便得匆匆離校。

    普天之下,人人平等,但智障孩子彷彿是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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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家書–上學去!


    盈盈:

    今年夏天,真是發生了很多事,你和我都過了一個不平凡的暑假。幾個月以來,我們爭取讓智障學生不受18歲的限制而可以升讀新高中運動,經歷了四次的立法會討論、多次在狂風大雨或攝氏三十多度驕陽似火下的街頭行動,要去的地方都去了,要表達的渠道都用盡了。結果教育當局紋風不動,寸步不讓。最後,我們唯一的寄望:司法覆核,可惜事與願違,我們敗訴,結果令幾十名智障孩子失學。在萬般不情願下,在遮打花園舉行了最後一課。很多家長和我一樣,悲憤過後,我們很快便要收拾心情,各自繼續為子女找尋出路。

    看見佛教普光學校何巧嬋校長堅定的立場,表明要一個也不能少,對於撥款不足,辦學團體香港正覺蓮社願意一力承擔。我心裡感到安慰,亦由衷地敬佩普光上下員工。媽媽亦告訴我,學校承諾會作出妥善安排,無論官司結果如何,你應可跟以往一樣上學。可是,在開學前一天,社工來電,很官式的向我宣讀了學校的決定──由於只有一個餘額,卻有三個18歲的智障孩子申請讀書,結果另外一名孩子被選上,沒有你的份兒。但因為你沒有成人服務銜接,學校會以「支援生」的特別安排來容許你繼續留校。因為開學很忙,所以請你 九月一日 不要返學。詳細安排要在下星期再與爸爸媽媽商量。

    我聽了很失望。為甚麼?明天見開學的第一天,當所有同學興高采烈返學時,你卻要呆在家中?於是爸媽立即找校長理論,我向校長解釋,對於孩子,能與所有同學一同開學,及參加開學禮的儀式,是有特別象徵意義的。校長被感動了,改變初衷,願意讓你及其餘兩位同學在九月一日返學。

    你高高興興的上學了!可惜一入學校門口,過不了探熱的一關。你的體溫高了半度,結果只能在媽媽陪伴下於會議室坐了半天。進不了課室。不過學校也很周到,校長連同主任及社工,特意來為你進行了一個個人「開學禮」。告訴你當天是開學的日子。但因你中午吃得不好,媽媽很快便送你回家。

    第二天上學,今次體溫過關了。進入了課室,媽媽發覺有點不對勁。課室沒有你返學放學用的點名卡,也沒有為你準備個人毛巾及水樽等,總之課室應有一些同學個人的標記,其他同學有,獨是沒有你的份兒。

    中午時社工再次向媽媽宣佈,學校昨晚再收到教育局來信,多了一個餘額,但必須三選二,在幾項原則下,你仍未被選中,所以你仍是「支援生」,其中條件是家長必須全日提供一位成年人照顧你、未必有校巴服務、治療服務、也可能沒有成績表或其他文件。仔細安排則有待商議。我們對於這樣的處理很有意見,於是再度與校長商討。

    校長清楚表示學校的立場是認為三選三,即不應有同學落空。但教育局一定要學校三選二,因為你比另一位同學早了兩個月讀書,以及家庭支援能力較強,所以只能當作支援生。學校從未試過超收,今年開11班,每班8人。現在連你是89人。其中有16個非口腔進食,工作量極繁重。因此只能以支援生形式協助你。我們希望校方給予你正式學生身份及一致對待。既然校方立場是三選三,就應貫徹此精神,不應當你是88+1的額外支援生,而是全校89個學生之一。可惜學校不同意。

    學校現在的處理,使我們覺得盈盈變成學校的負擔。我們與學校多年的感情,似乎抵禦不了政府不公義的政策。

    我衷心希望政府省悟:教育不是負累,智障孩子需要較長的時間去學習,難道他們不明白?

    盈盈,無論往後怎樣,爸爸媽媽必定會一生一世陪伴著你,用盡我們的力量,為你爭取最好的安排。這個暑假,我們就當是一起上了一堂通識課吧!

    最疼你的爸爸

     

    香港電台《香港家書》 2009年9月5日  張超雄

  • 智障孩子的最後一課


    《成報》成中講台 2009年9月1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我們為智障孩子爭取就學權的運動,已經持續了數個月。今年是新高中學制推行的第一年,原來只有小學及初中課程的特殊學校亦加開了新高中課程。不過,政府規定年屆18歲的智障學童不獲資助學額,特殊學校只能以學位「餘額」吸納這些智障學童。由於今年是特殊學校首年開辦新高中,申請留校的18歲智障學童有所增加,學位「餘額」卻不足以吸納全部380宗申請,令約60名智障學童面臨失學。

     

     

    這個星期天,我們為一班智障孩子在遮打花園進行了「最後的一課」,希望讓公眾明白智障孩子也有學習能力,而且很喜歡讀書。雖名為「最後的一課」,但在場的智障孩子沒有悲傷,反而將之視為「新高中的第一課」。我們將「最後的一課」的道具撕破,隨即換上「新高中的第一課」的場景,寓意希望全體智障孩子均能升讀新高中。

    為了讓智障孩子在「最後一課」收穫更豐,我們特別邀請數位「星級導師」為同學講課,當中 包括 教授中文科的司徒華、英文科的毛孟靜、通識科的關信基及黃永、科技與生活科的余若薇、社會科的梁國雄,以及數學科的梁耀忠。在烈日當空下,一班智障孩子雖然汗流浹背,但仍能在「新高中課室」內靜心聽課,態度認真。

    在開課前,特殊學校佛教普光學校校長何巧嬋特別在「禮堂」為同學舉行早會,並宣布能夠進入新高中的同學名單。當知道全體同學均能升讀新高中,在場的智障孩子大聲歡呼,互相祝福。以上新高中開課的情節雖然全為虛構,但在場的孩子全情投入,以表達希望繼續升學的願望。

    智障孩子並非只是官員眼中的一堆統計數字,而是有血有肉的個體。對於有特殊學校計劃自行籌款,以吸納全部希望留校的智障學童的申請,教育局官員仍然表示,即使學校願意以本身資源吸納全部智障學童,學校仍需獲得局方「酌情批核」。教育局會考慮學生家庭及學習背景,學校需要在不影響新生入學及不超額收生的前提下方可進行。但有校長指出過去特殊學校經常被要求超收學生,當時教育局卻未有提出上述關注。

    為人父母,對孩子的承諾是一生一世。我們相信,智障孩子與主流學生同樣有權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即使艱辛,路,仍是會繼續走下去。

  • 孩子,我惦掛著明天


    《明報.世紀.給女兒的信》 2009年8月30日    張超雄

    盈盈:

    當你看到我的眼藏有淚光,你便知道,我們的司法覆核敗訴了。百多個智障孩子和你一樣,要競逐特殊學校可以留給18歲孩子的剩餘學額。就在這場零和遊戲間,原來溫暖的學校,頓時變得冷酷,校長被迫對孩子鐵下心腸。

    這算是什麼教育?這是一個什麼社會?

    今個暑假,我和你都參與了這場轟烈的運動,有了一次深刻的體會。你常常發覺爸爸不見了,其實爸爸與很多都育有智障孩子的爸媽在一起,討論各項爭取行動的細節。自5月起,我們便沒有停下來,然後成就了一個又一個非凡故事。令人難以想像的是,我們每個行動總能動員上百位爸媽和孩子參與,正如你每次都參與其中,向社會上奇異的目光,展示智障孩子的堅毅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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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的意義與香港悲哀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8月12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隨著暑假快將結束,政府強制18歲智障生離校的爭議亦將有個了斷,相信法院很快便會就我們的司法覆核作出裁決。無論結果怎樣,同學都上了寶貴的一課。

    我的女兒嚴重智障,今年剛好18歲,是受爭議直接影響的一群。從前特殊學校的同學修讀6年小學及4年初中課程後,通常到16歲便會離校。有些同學可繼續修讀兩年的非正規延伸課程,18歲後須經申請才可留校。今年政府在特殊學校加開了新高中課程,但他們的離校年齡卻仍訂於18歲。在新學制下,智障孩子不但沒有如主流學生般獲得更多學習機會,今年特殊學校的餘額更不足以讓絕大部份18歲智障生留校,令新高中淪為假高中。智障孩子本需比常人更長的學習年期,但政府偏偏針對他們設定年齡上限,想來諷刺。

    教育的意義在於讓每個人活得精彩,成為自己的主人。透過學習,我們可開闊視野,選擇更理想的生活。在政府眼裡,教育當然還有另一層意義,就是培訓人力資源。這些對普通孩子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智障孩子又是怎樣?

    智障孩子能力所限,「成本效益」可能不及普通孩子,但他們同樣有權選擇追尋快樂。輕度智障孩子對周邊事物能有所認知,畢業後部份可投入勞動市場,從事簡單工作。至於中度智障孩子,學校的言語、物理和職業治療可改善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間接減低社會日後的資源投放。嚴重智障孩子難以照顧自己,但學校教育可改善他們的情緒表達和身心狀態,減輕家人的負擔。正如我的女兒,她沒有說話能力,雙腿不能走路,有抽筋問題,日常起居全由家人照料,但她的每個小進步,足以為家人帶來無限喜悅,而更有效的情感和思想表達,亦令她變得更快樂。社會發展不僅是物質和金錢增益,更重要是生活質素進步。誰說智障孩子所需的教育比普通孩子還少?

    很多智障孩子年幼時多有病痛,有的可能先天心漏,有的可能中樞神經系統發展異常,有的可能視覺或聽覺受損,健康問題往往較普通人嚴重得多。各種身體機能缺憾,令他們普遍發展遲緩,到十多歲病情穩定下來,才有能力慢慢接收更多外間資訊。我的女兒也就是在這幾年間步履開始較穩,可以多走幾步路。偏偏政府要在他們發展的黃金期中斷他們的學習,試問有誰為人父母者,可以如此狠下心腸?

    普通孩子到了16歲,可能還是個滿臉稚氣的中三學生;何況智障孩子到了16歲,智齡最多只有11或12歲,有的只有6至7歲,甚至更低。他們大部份就是以此齡提早開始「成人」生涯。輕度智障孩子接受若干訓練後,有些會從事清潔、速遞和餐飲等低技術行業,賺取微薄薪金。但他們已是能力最好的一群。由於殘疾人士根本缺乏就業機會,智障孩子畢業後其實絕大部份只有閒賦在家。

    中度及嚴重智障孩子,有的會到庇護工場或日間展能中心工作,有的則進入院舍。當智障孩子進入這些單位後,便差不多意味著他們會以此生活模式終老。庇護工場從事的是千篇一律的簡單勞動,服務單位以低價投得標書,然後學員便賺取每日約20元的生活費。展能中心的環境大同小異,學員從事刻板工作,間中參與小組活動。院舍情況更糟,你能想像一個還是十多歲的孩子,是怎樣在院舍度過餘生?

    本港特殊教育的發展已經歷多年停滯,特教佔教育經費比例已由2.6%進一步縮減至1.9%,跟其他國家比較,相差是五、六倍之多。當政府繼續在特殊教育縮班殺校,我們的特殊教育政策究竟想往哪裡去?既然政府無意改革特殊教育,又何必以新高中欺騙我們?從事教育的官員,眼裡只有狹義的成本計算,都忘了教育的真義。這何不是香港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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