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員籲政府加強上門護理


    【本報訊】本身是社工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對於癱瘓漢輕生感難過。他指癱瘓者需家人深度照顧,隨年紀漸大,癱瘓者或覺得自己成家人負擔。

    促放寬癱瘓者領綜援資格

    他呼籲政府加強上門護理服務,並應放寬癱瘓者的領取綜援資格。張又認為講述生命鬥士事迹有助加強癱瘓者求生意志。

    張指若發現癱瘓家人言談間顯示人生觀消極,便須盡快向專業人士求助,因病者可能會有抑鬱傾向。他認為若要燃起癱瘓者求生意志,最重要是令他們有正常社交以及覺得自己有用。如應盡量讓他們上課、工作或是上網結識朋友。

    張又指向病者講述生命鬥士故事如斌仔,亦有助他們更積極面對人生。斌仔(鄧紹斌)年輕時因打空翻失手受傷致頸部以下癱瘓,他曾於2003及04年去信時任特首董建華及立法會尋求安樂死,引起各界關注,他後來重新振作,四出演講分享他對生命的看法,惜2012年他因細菌入血病逝。

    報導來源:
    蘋果日報 2016-05-29 A08 | 港聞 議員籲政府加強上門護理

  • 殘疾人士苦候 梁未現身接信


    2012-07-04

    【明報專訊】新一屆行政會議昨日召開首次會議,殘疾人士監察特首施政大聯盟的數十名殘疾人士,頂着烈日在特首辦外苦候個半小時,但一直等不到首天上任的特首梁振英接請願信。其間輪椅人士羅偉祥(圖)一度不適,但行政處未有安排他進室內休息,他最後召救護車送院。

    工黨副主席張超雄表示,輪椅人士出入不便,花了半小時從中環走到政總,故未能趕及會議開始前到場。有使用呼吸機人士,需於現場借電源充電。他怒斥梁振英落區「做騷」,但殘疾人士向其發出邀請會面信件統統石沉大海,昨更連踏出政總接信也不願。

    另外,會議開始前約40名社協代表在場外請願,要求新政府關注基層困苦。梁振英接收社協的請願信,並與數名代表握手及交談。

  • 企鵝?領袖?張超雄


    訪問當天,於醫院任職技術人員的曉雲剛下班便匆匆趕到拍攝場地,一來到便開始為訪問作準備。眼前的曉雲,親切開朗、言詞坦率,是一名積極面對人生的雙職媽媽。誰想到她是家庭暴力的過來人,更因家暴與張超雄(阿Fer)相遇。

    「我2004年因為家暴事件,帶著小朋友離家出走,到庇護中心暫住,身上什麼也沒有,連自己身為家暴受害人有什麼權利也不知道,只懂得哭」、「有很多姊妹,早上送子女返學,怕被丈夫跟蹤,洩露住址;而且全身只得$2.5,連返庇護中心的錢都無」,談及當年的徬徨無助,開朗的曉雲亦眼濕濕,語帶哽咽。

    2004年4月天水圍一宗四口滅門慘案轟動一時,終於令香港社會開始正視一班受配偶虐待的婦女,社會福利署就此成立三人小組,並於年底完成檢討天水圍家庭服務的報告,加上社會的重視,令政府不得不正視家暴問題。其實,以上種種都不是天趺下來的,而是阿Fer與一班受虐婦女努力爭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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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堡壘式院舍 OUT 「拿殊」共融社區 IN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8月11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要鑑定一個社會的文明水平,可看看她如何對待最弱勢的群體。作為一個殘疾女兒的父親,我深深感受到電影《海洋天堂》中李連杰飾演的王心為自閉症兒子找尋安身之所的痛苦。電影從身患絕症的王心所面對的困難,側面反映國內復康服務的貧乏。無論父母多麼疼愛孩子、多麼有能力去養育他們,始終要面對當自己離世之後,誰去照顧殘疾孩子的問題。中國在經濟上崛起了,但文明水平能跟得上嗎?

    香港的經濟水平早已擠身國際最發達地區之列,但我們如何處理殘疾孩子的長期住宿需要呢?根據社署資料,肢體殘疾院舍的一般輪候期是10年,嚴重弱智人士院舍的輪候期更達11年。回歸以來,殘疾人士的住宿及社區服務輪候期越來越長,不但數量不足,質素及設計都非常落後。過去十多年來落成的住宿設施,都是大型及獨立整楝式為主、宿位動不動超過100名的堡壘式建築,根本談不上社區融合。此種設計背後的主導思想,明顯就是經濟效益。

    筆者趁今年暑期沒課,一家人到加拿大探親渡假,遇上一位香港社工友人,她剛巧在加國一個專門提供長期住宿服務予智障人士的機構當義工,我便順道探訪了這個叫「拿殊」(L’Arche)的機構。「拿殊」將宿舍叫作社區、智障院友叫作核心成員,其特色是要讓智障人士過「人」的生活。他們將工作人員叫作助理,當中不少其實是義工。在那裡當過義工的,都有很大得著。在這裡,人與人的關係至為重要,有人稱「拿殊」為心的大學,可能就是這些原因,吸引了我這位朋友千里迢迢來當義工。

    我探訪的「拿殊」社區有8個家,每個家照顧6至8位智障或殘疾人士。這些家都設於一般社區裡,外表看來與一般家庭無異。我在其中一家探訪,與核心成員和助理共進晚餐。這個家座落在當地(列治文山)一個寧靜舒適的中產社區,有前後花園和車房,房屋表面並無任何顯示此為殘疾人士院舍標示。一進門,就有一種家的溫暖感覺。正門竟然沒有上鎖,未進門已聞到晚餐香味。廳堂有一座直立式鋼琴和傳統的沙發,牆上掛了家庭照,露台放置燒烤爐,後園傳來草香。廚房側的飯桌是今天的晚餐,幾個人圍着桌子談笑,是一個典型北美家庭的景象。一時間,我分辨不出誰是工作人員、誰是院友。

    原來這裡的工作人員也是院友,因為「拿殊」的特色就是工作人員(不論是義工或職員)必須與殘疾人士同住。他們住的、吃的、用的全部一致,因此工作人員都致力維持這個家的感覺。「拿殊」的創辦人維尼亞(Jean Vanier)認為,每個人都應在社會找到歸屬和自己的位置,發揮所長,即使智障人士也有同等權利。

    雖是短短一個晚餐的相聚,我已體會到這裡讓殘疾者活得有尊嚴、有個性、有自我,而非只是無面目的數字。小規模形式的運作,注重關係建立、接納差異、分享、信任、相互成長,都為社區帶來多一點人性。

    「拿殊」的經費大部份來自政府。這樣人性化的服務會否太貴太理想了?香港這個低稅率的商業社會能否長期負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政府有超過兩萬億儲備。何況這不一定是錢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心、有沒有這種想像的問題。

    「拿殊」的員工告訴我,這裡的工作報酬其實比外面低,但能與核心成員一同成長,他們覺得很充實,不少人一做便超過20年。「拿殊」現已發展至六大洲36個國家,其中不少地區的經濟比香港落後。問題是,我們的文明水平,何時才趕得上經濟發展?

  • 還智障孩子讀書權利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6月10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5月27日,一宗並不起眼的報導。近400名智障孩子的家長、老師和校長出席家長大會,一致炮轟教育局不資助18歲以上智障學生的決定。是的,即使是關乎智障孩子最基本的在學權,似乎也沒能令主流社會動容,致令政府可以有恃無恐的肆意歧視智障學童,也不必理會《殘疾歧視條例》和《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

    智力正常學童的家長,不可能想像孩子到了18歲會被「踢出校」。可是智障孩子無論處於什麼學習階段,日後一旦超越18歲便不可繼續留校。教育局近月向特殊學校發出通知,在新學年所有18歲以上智障學童將不被算入在席開班學生人數,意味著政府資助將不再涵蓋他們。即使學校願意接收,其他學生的資源也勢將攤薄。諷刺的是,主流學校每年中途輟學的學生數以千計,很多智障孩子渴望天天上學,卻被剝奪學習權利。

    一直以來,特殊學校與主流學校學制有別,特殊學校實行的是6年小學及4年初中,並無高中課程。但學校容許能力稍遜的學童,有較長的時間完成學業,所以學生在完成初中課程後,可繼續修讀兩年的延伸課程。《資助學校資助則例》訂明,特殊學校的中學生年齡上限為20歲;相反,主流學校的學生卻沒有年齡上限,《則例》甚至訂明學校不得把15歲以下學生隨意開除。

    在《資助則例》下,主流學校有留班的安排,學生程度若未能達標,學校可基於學生利益的考慮,要求學生留班。但對於特殊學校的學童,政府表明日後若要在18歲後繼續留校,只有代表香港出賽和受訓,或缺席超過半年者才可豁免。

    政府一貫忽視特殊教育,特殊學校既沒有統一課程,政府當初推行新高中學制,甚至遺忘了智障學童。經過家長幾番爭取,政府才最終同意在特殊學校同步開辦高中。這個家長望穿秋水的學制改革,本來正好為智障孩子帶來持續學習的機會。如今政府卻劃下18歲的死線,無異於要求智障學童以主流學校學生相同的步伐完成初中及高中課程。所謂的「新高中」,實際上只是騙人的「假高中」。

    問題是,智障孩子比智力正常的孩子有更多的需要,為何主流學校學生不受年齡限制,智障孩子的在學時間卻受規限?既然《則例》訂明特殊學校學生的年齡上限為20歲,政府劃定的18歲死線又有何依據?政府推說已為特殊學校學童訂定個別化的教育計劃,所以可劃一智障學童的離校年齡。既然政府認同學生的需要各有不同,那麼要求智障學童劃一在18歲離校的基本邏輯又是什麼?為何主流學校可基於「學生利益」要求學生留班,智障孩子卻只有出賽、生病、甚至坐牢,才可酌情延長在學期?其實以上種種說穿了,政府的決定不但沒有法理基礎,甚至連基本邏輯也沒有,唯一可以解釋的是政府基於資源的考慮,連良心也可埋沒。

    過去智障孩子完成6年小學及4年初中後,很多是以16歲之齡到工場或日間展能中心工作。在今天的社會,我們不會要求16歲的孩子畢業後立即謀事,何況輕度智障孩子的智齡可能只有11至12歲?硬要安排他們工作,豈非等於強迫他們當童工?家長希望智障孩子延遲離校,就是不忍中斷孩子的學習。很多例子告訴我們,智障孩子亦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甚至在某方面有過人的能力。為何不能讓他們有較寬鬆的學習年期?

    歸根究底,教育不是一門生意,學生需要各異,何況是智障的孩子?教育的意義,是以學生的學習需要為本。平等的就學權,只是我們最謙卑的要求,也是智障孩子的尊嚴所在。請停止以功利眼光看待教育,讓教育專業和家長得到基本的尊重。

  • Our reserves bulge but we cannot care for our needy


    Our reserves bulge but we cannot care for our needy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SCMP, 24 April 2009

    What is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am-kuen’s favourite description of Hong Kong ? It is ” Asia ‘s world city”. No doubt, we are world-class in economic terms. According to the Monetary Authority, th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 assets of Hong Kong amounted to US$177.1 billion at the end of February.

    That makes Hong Kong the world’s eighth-largest holder of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after the mainland, Japan , Russia , Taiwan , India , South Korea and Brazil . In fact, Hong Kong would be at the top of the list if we measured our public coffers on a per capita basis.

    That’s a lot of cash in our pocket. Given such wealth, how do we treat our children, especially those with disabilities?

    Unfortunately, when it comes to assistance for the needy we almost always fall shor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dget debate reveals that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re one of the most neglected groups in our society.

    Take the Earl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re service as an example. The centre is designed for disabled children from birth to the age of two, providing them with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m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child’s family. This is an essential service to help thes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adapt through individual and group training. Physical and occupational therapy are also provided when appropriate.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budget debate questions, there are 1,232 children waiting in line for this service and the average waiting time was 8.5 months as of December 2008. What happens when they enter our education system? Again, the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s which provide special training and care for moderately and severely disabled children have a waiting list of 668 children. The average waiting time for this service was 11.9 months as of December 2008.

    Those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but assessed to be able to attend regular child care services have an average waiting time of 8.3 months for an Integrated Programme slot.

    Any sane individual would agree that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are the keys to helping children in need. Many times, their conditions are irreversible once the critical time to help has passed.

    What is happening to our society? Why are we allowing these needy children to wait for these very basic services while we continue to hold on to our huge reserves as tightly as possible?

    As a parent of a severely disabled child, I experience the anxiety of lack of support at first hand. My daughter is turning 18 shortly and she will have to leave special school for an adult service programme. The only daily programme she can attend is a day activity centre. There are 913 children waiting for this service and the average waiting time is 21.6 months as at December 2008.

    She has been waiting in line since she turned 15. So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and there is no clue as to when she will be given a slot. Your wait time can be shortened if you do not pick a geographical area, apparently. Well, is it too much for us to ask for a slot on the island since we live on this side of the city?

    If she is in need of institutional care, the waiting time is more horrific: 78 months on average.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we have an extreme shortage of care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Almost anywhere you look there is a long queue for some essential services, which would not be tolerated in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We are not even considering the quality of the services. Nor are we deliberating on the service delivery model. The challenge here is the sufficiency of basic services.

    Is this the way for a world-class city to treat its disabled children?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is the father of a 17-year-old daughter with severe learning difficulties.

  • 同一天空下的夢想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8年12月10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這一年來,少了教院事件一類干預學術自由的風波,高等教育界卻一點也不平靜。大專院校各自頭腦發熱,忙於為三三四新學制做好準備。不過,對絕大部份殘疾學童而言,大學「三改四」後更形豐富的學習體驗,似乎與他們毫不相干,因為能夠升讀大學的殘疾人士,可說是屈指可數,更枉論畢業後能踏上事業坦途,一圓自己的夢想。

    事實上,能在本港升讀大學的殘疾學童,每年就只有區區的百多人,僅佔全部43,500個大學資助學額的約1%,這個數字無論與哪個發達地區相比,均相距甚遠。以加拿大安大略省為例,這個數字便達到8.9%(OECD, 2003)。究竟這些學童離校後可以往哪裡去?為何外國的殘疾學童可以擺脫千篇一律的升學或培訓模式,本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卻只能在局限中作出無奈的抉擇?

    雖然政府經常強調有能力的特教學生,不會被剝奪接受大專教育的機會,事實卻是不論是在特殊學校修讀主流課程的殘疾學童,還是已融入主流學校的特教學生,面對自身的殘疾、醫療上的需要和社會性的歧視(例如到處不暢達的通道和復康服務短缺等),要達致與普通學生一樣的學習水平不易,在芸芸考生中脫穎而出更難。要他們循一般途徑與別人競逐相同的機會,基本上等於將他們摒諸門外。特別是我們的考試制度,不看重學生在學術成績以外的成就,結果分數往往就是決定殘疾學童能否升學的唯一標準。於是較有能力者,即使在殘疾學生中才華出眾,最終也難跨越大學的門檻,只能選擇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或職業訓練局等繼續學業,修讀以職業導向為主的課程。

    幸運的殘疾學生縱然成功晉身大專院校,待在前面的卻仍是荊棘滿途。在「一視同仁」的學習條件下,有自閉症或學習障礙的學童難以適應課堂節奏,獨自面對同輩欺凌或排斥,孤立無援,亦有聽障或視障學童難以完成小組家課等,這些均是由於院校並無著意在硬件設施以外,在政策和師資上配合這些學生的特別需要。結果身體條件的外在限制,大大削弱了他們的學習能力。

    殘疾學童被剝奪的,還有更基本的就業權利。在沒有殘疾就業配額的香港,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意識薄弱,很多特教學童即使擁有大專學歷,畢業後仍是苦無出路。他們在職途上反覆兜轉,好些人最終還是回到大部份殘疾學童的舊路,從事速遞、做餅或辦公室助理等低薪工作。這群學歷較高的人遭遇尚且如此,何況是其餘能力較差者,就業前景更形暗淡。

    在外國,即使是智障或嚴重殘障的學童,也有機會在社區學院接受多元化的持續教育,發展學科以外的所長,在藝術、體育或音樂等方面取得成就。反觀香港,絕大部份特殊學校出身的殘疾學童,離校後只能到技能訓練中心接受操作式的職業培訓,能力較遜者則只能接受沉悶刻板的技能訓練,畢業後從事半技術工作。很多人因為這些技能訓練缺乏學習元素,連原本在學時學會的各方面能力也倒退了。

    其實教育回歸本質,不是要培訓學生迎合市場需求,也不是要他們成為經濟發展的「螺絲釘」;教育應該尊重學生作為獨立的個體,讓他們透過愉快學習,促進個人成長。教育的本義於殘疾學童而言也是一樣,學生只有在多元化的學習條件下,才能發揮多方面的潛能。

    學生不應因殘疾而被剝奪接受持續教育的平等機會。外國大部份大學已落實「正面歧視」的收生制度,殘疾畢業生的出路亦甚廣闊。香港在這方面必須擺脫既有思維,讓殘疾學童有機會像普通人一樣成全自我,在同一天空下追尋自己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