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請政府關注貧富懸殊問題


    二讀 (恢復辯論)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本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予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財爺”自稱為中產,令全城哄動。我相信歷史也只會記得此事。為何“財爺”的說法會引起眾多聲音及回響呢?事實上,當中亦夾雜強烈的憤怒情緒。究其原因,我認為是“財爺”及特區政府“不吃人間煙火”。

    財政司司長不單擁有上萬呎的官邸作為居所,而且月薪更高達37萬元,但他卻自稱為中產。“財爺”是否知道香港的“打工仔女”每月的入息中位數只有12,000元,而一個四人家庭的住戶入息中位數亦只有29,000元呢?他1個月的收入便相當於一個四人家庭的入息的十多倍,但他卻形容自己是中產。大家都感到憤怒,因為他自稱為中產,那麼香港市民算是甚麼呢?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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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五年,你的生活好了,還是差了?


  • 失業援助金有何不可?


    失業援助金有何不可?  

    《明報》  2009529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金融海嘯影響無遠弗屆,香港作為全球化城市階模,衝擊自然不小。香港既是地球村得益者,但經濟全球化同時卻又加速不平等擴大,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風險。從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到03年沙士疫潮的連鎖反應,以至是次金融海嘯,經濟景氣盛衰的循環恐怕只會越見頻繁。在這個背景下,各國政府已開展有關建立或改進社會保障系統的討論,唯獨香港在這方面毫無寸進。 

    不過,面對失業率持續攀升,民間已開始關注綜援能否真正發揮安全網作用。筆者曾多次論及綜援的弊端,在此不贅。但任憑常識觀之,綜援作為非供款式的社會保障體制,不可能承受開支無止境膨脹,特別是面對人口老化和經濟收縮週期的挑戰。何況綜援只能提供最低水平的生活保障,加上本身極其嚴苛的資格審查,以及政府多年不遺餘力的負面宣傳,綜援在某程度上已失卻了社會保障的效能。 

    香港的社會保障體系比絕大部份發達國家都落後。當其他國家已為失業者提供多層以保險為本、救助為副的失業保險制度,香港卻仍僅靠綜援支撐整個失業福利系統。所謂失業保險,就是由僱傭雙方(或再加上政府)向中央戶口集體供款0.5%2%,非自願性失業者可在時限內領取相等於原來入息40%80%的保險金。他們一般只在領取時限過後繼續失業,才會接受公共援助。與綜援的救濟性質不同,由於失業保險是供款式制度,除了能夠「保底」(解決溫飽問題),同時也有其發展性,讓失業者於較接近其原來生活水平的基礎上,在勞動市場繼續尋找可能。亦由於失業保險非由一般稅項支撐,即使經濟情況持續向下,政府財政負荷也不會大幅增加,自然也能減少社會爭端。 

    當然,香港一直不存在社會保險的概念,對於生老病死等必然現象,我們不慣社會成員之間的風險分攤。有這種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才會產生香港獨有的強積金怪胎(強積金與供款掛鈎,令貧富更懸殊)。或許政黨也充分了解推動社會保險的難處,因而在援助失業者的問題上,一直只倡議設立失業援助金或貸款等短期計劃。 

    雖然筆者認為失業援助金始終無助社保系統的可續性,但在當前嚴峻的市場環境,失業援助金卻能增加打工仔安全感,不致在裁員陰影下減少消費,繼而打擊內需。在更實際的層面,由於綜援為申領者設了不少關卡(例如綜援規定受助人在申領前一年必須連續居港,不少自國內或澳門失業回流的港人的申請因此被拒;本年初逐漸出現的露宿潮,即與此相關),失業援助金作為短期過渡措施,爭議性較低,靈活性也較高,肯定比綜援更能保障失業者。 

    相對其巨大的社會效益,失業援助金的成本其實不高。各黨建議的失業援助金方案,均設定不同限制,有的規定月入八千以下方合資格,有的則規定必須失業三個月以上。依筆者所見,即使採用最「慷慨」的做法,即不設以上所有限制,失業援助金所涉總額也不過24億元,甚至更少。相對本年度預算案差餉寬免措施的42億元、另調低薪俸稅的41億元,政府為失業援助金所付出的則是相當有限。 

    計算方法是這樣的:目前香港的就業人口約有340萬,假設未來失業率平均達到6%水平,失業人口有20萬人。假若援助金金額為每月4,000元,領取期限半年,政府一年的開支約為48億元。當然,在最惡劣情況下,失業率可能升至8%以上,但失業率並不會長期在高位徘徊。 

    不過,由於援助金只限非自願性失業者申領,而且很多失業者根本不會領取援助金,原因是原處於中高層的失業者,可能選擇以儲蓄暫時維生,所以最終領取援助金的人數其實不多。根據外國經驗,領取援助金的失業者,只有總失業人口少於一半。故此,筆者估計失業援助金涉及24億元開支,其實已是高估。 

    失業保險牽涉社會制度改革,或許需要較長時間醞釀,但失業援助金卻可在短期內付諸實行,代價低而成效高。社會當然可就申領資格再作討論,但政府最少也應交出援助失業者的方案,而非只在「保就業」和「創職位」上反覆兜轉。特別是提供失業援助已是黨派共識,援助失業者刻不容緩。

  • 失業不是誰的罪孽


    《明報》 2009年4月9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繼97年金融風暴及03年沙士疫潮後,本港經濟再次陷入蕭條。股市連月下瀉,裁員減薪不斷,無力感已迅速擴散至各階層。樂施會委託筆者進行的調查便發現,即使面對綜援的負面標籤,願意申領的人還是增加了,表示在財困時會申領綜援的有六成半,較06年上升5.5%。市民雖然肯定綜援的作用,卻始終認為申領綜援是可恥的,因而多達三成半市民即使遭逢困境,仍然堅拒接受援助。

    經濟不景帶來工資下滑和失業問題,綜援宗數上升本來是必然的事。但本港經歷前兩次的經濟危機,卻是以減少對失業者援助告終。政府一邊廂表示憂慮「綜援養懶人」,另一邊廂又暗示「領綜援好過打工」,總之就是要將綜援冠以惡名,然後削減綜援,自然便水到渠成。這種「譴責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的策略,令市民對綜援敬而遠之。有一家四口失業四年,以麵包度日,父母寧願犧牲孩子的健康,也不願申領綜援,為的只是「骨氣」二字。

    失業問題不是當事人自己種下的孽,而只是資本主義週期「必然的惡」(necessary evil)。失業問題既由客觀環境因素所造成,那麼政府便有責任為失業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在香港,綜援是失業者唯一的社會安全網,但所謂安全網其實一點也不安全。雖然受助人必須按規定積極尋找工作,並接受嚴格的資產審查,但由於綜援支出完全由納稅人支撐,受助人接受免費給付,難免被視為社會寄生蟲。加上政府鼓吹「窮人鬥窮人」之風(沒有接受援助的窮人,敵視申領綜援的人),市民視綜援為施捨,申領綜援只能是窮途末路的最終選擇。

    外國同樣有援助失業者的措施,卻沒有產生綜援一樣的標籤效應,因為這都是透過社會保險制度進行。目前全球已有超過七十個國家/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及台灣),訂立了失業保險制度。失業保險金作為過渡性質的替代薪酬,目標既是維持失業者的基本生活開支,也讓他們維持一定議價能力,緩和市場工資下滑的情況。

    與綜援一類的救濟措施不同,失業保險並不屬於社會福利系統,而隷屬社會保險範疇,強調的是一種公民權利。在風險分攤的精神下,失業保險制度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或只是其中兩方)集體供款,供款額由月薪0.5%至2%不等。在每次失業期間,曾經供款的市民可向中央戶口領取相等於原來入息40%至80%的保險金。由於失業保險金只限非自願性失業的人領取,而且時限只為約半年至一年之間,故此不會造成濫用。

    倘若失業者在時限過後仍未找到工作,很多國家仍有第二層的安全網,即失業救濟金。失業救濟金的薪酬替代率較失業保險為低,同樣設有發放期限。救濟金的行政管理方式與失業保險類似,因此接受援助不會讓人感到可恥。與本港情況不同,失業者只有在經過兩層安全網後,仍未擺脫失業困境,最終才會接受屬於最底層安全網的公共援助。

    國際社會保障學會曾經比較全球150個國家,結果顯示不同國家保障失業者的措施,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直接相關。在每年人均收入達到6,870美元的國家之中,設有失業保險制度的有45%,而人均收入達到13,750美元的,這個比率更達到70%。現時本港的每年人均收入已超越20,000美元,卻一直沒有設立失業保險制度,在全球發展水平相若的國家/地區之中,本港之例可說是絕無僅有。

    再看保障勞工的《國際勞工公約》。在公約多達182條涵蓋人權、工會權利和就業條件的條文當中,本港只實施了47條,而公約有關保障失業者的全部3條條文,本港更是一條也沒有實施。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價值每每以經濟尺度來衡量,失業的人因而受盡白眼。其實失業者也是被剝削者,他們被剝削的,正是最基本的就業權利。在失業形態趨向結構化的今天,失業不是誰的罪孽,而是必需由社會整體面對和承擔的問題。設立失業保險長遠可以增加福利制度的承載能力,對受助者也人性化一點。

  • 當慘案變成了常態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3月11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近年,家庭慘案夠多了。對於欠債單親父親挾同兒子燒炭亡、莾夫操刀狂劈不忠妻子一類新聞,我們開始變得麻目,引不起任何關注。當慘案變成了常態,我們不禁要問,制度是否變成了問題滋長的根源?

    事情,該從2000年開始說起。

    2000年,是本港福利服務經歷翻天巨變的一年。在家庭服務範疇,政府委託港大進行的研究報告指,家庭服務過於分散,社工遇有非屬該中心專長的個案,無法應付自如,而且手法被動,當社會問題日趨複雜,社工卻未能主動出擊。港大於是提出進行服務重整,將過往有清晰定位分工的服務單位,一併而成新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顧名思義,這些綜合中心包羅所有各式的家庭服務,求助人要就不同家庭問題尋求協助,走到所屬區域的中心便可,不需像從前那樣轉介又轉介。

    在這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透過三層架構進行。第一層是家庭資源組,負責進行社區外展工作,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服務資訊和教育,屬預防性質的服務;第二層是家庭支援組,為特定的弱勢群設立發展性的小組,如單親婦女和小數族裔等,讓他們透過建立人際網絡充權;第三層則是家庭輔導組,以個案形式為求助人提供補救和治療性協助。至於一些在傳統家庭中心以外發展出來的新移民中心、單親中心等專門服務,亦由綜合中心涵蓋之。

    政府接納報告建議,並在數區先行。2002年,港大再次被委託就試驗計劃進行檢討,結論是這個服務模式空前成功。於是,政府便進行資源重整,務求分階段落實大計。

    一站式的服務驟聽起來十分理想。不過,重組未及完成,前線人員已經叫苦連天。從前非政府機構可因應各自的專長,發展出很多專門服務,有擅長輔導的,也有處理婚外情或家庭財務問題個案較出色的,求助人可就本身問題尋求專門協助。這種服務模式可吸引隱閉的群體主動求助,例如單親的會到單親中心,新移民也會到新移民中心。在那裡,他們找到精神支援,只因大家都是同路人,最明白彼此的需要。

    綜合中心的情況便可不同了。專門服務換上了綜合服務,求助人來自五湖四海,礙於背景各異,一些隱閉群體感受不了安全感,自然怯於現身求助。社工要跟他們接上,便得花耗更大力氣。由於從前社署營運和非政府機構營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基本上已趨向類同,原屬前者的複雜個案更多落到後者身上,加上個案數量本身快速增長,現時每名社工每年平均處理個案已達86宗,處理每宗個案平均只餘2.7小時。這樣的工作量,社工早已吃不消。可別忘記,個案處理只是綜合中心的「第三層」工作,還有第一及第二層的工作待著呢!

    因「綜合」之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被假設「通天曉」,要為所屬區域包底。在資源封頂下,每區15名社工的人手編制需面對10至15萬人口,工作量大得驚人。亦因「綜合」之名,各政府部門均樂於向綜合中心輸出奇難雜症。這些個案往往是有真正需要,根據既定政策卻是不可能得到協助。社工接手這些燙手山芋,一方面成了錯誤政策的代罪羔羊,另一方面也得協助受助人繼續尋找其他援助途徑,例如申請報章慈善基金。

    綜合服務發展至今問題叢生,可是政府即將進行的檢討,卻仍是委託港大進行。港大一貫認為綜合服務行之有效,但另一方面,理大進行的追蹤研究卻得出相反結論 – 綜合的家庭服務模式難以實行,人手編制無法做好個案風險管理,預防性和發展性工作更無從展開。或許,港大作為始作俑者,要它找出問題所在不易,要它否定綜合服務方向更難。

    今天,我們看到家庭慘案依然不斷。是時候為綜合中心蓋棺定論,還專門服務一條出路,讓更多自覺無助的人看到轉機。

  • Gucci眼鏡是綜援的原罪?


    《明報》 200916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一對Gucci眼鏡,是罪惡;七對Gucci眼鏡,足夠萬箭穿心。說的當然不是富家公子的趨時打扮,而是近日遭申訴專員狠批的濫發綜援個案。一名「綜援惡霸」三年內七次獲批千元津貼,用以購買名牌眼鏡,惹來各界狂轟。縱然每年濫發綜援個案佔整體數字還不足1%,但一些荒謬個案以傳媒的劇場效果無限放大,連帶其他綜援受助人也會無辜遭殃,甚至市民間的矛盾也被激化。

    在香港,申領綜援肯定不是那麼「馨香」的事。在政府多年的負面宣傳下,社會對綜援早有共識 – 市民認為綜援養懶人,優厚的福利只會縱容有手有腳的失業漢和新移民;申領人則自嘆淪落得要接受施予,自卑之餘,也只得逆來順受。在這個背景下,政府大手削減綜援,自然水到渠成。1999年一次已削三人以上綜援家庭標準金額10%20%2003年更將標準金額劃一削減11.1%,老弱傷殘無一倖免。

    時光倒流至2003年初。當時亞洲金融風暴的陰霾尚未消散,經濟仍在谷底徘徊。面對政府再度吹風大削綜援,筆者曾在本報發表題為《不如削掉整個綜援》的文章,指出綜援既是一個如此負面的制度,倒不如將整個綜援制度削掉,皆大歡喜。

    時至今天,懵董伯伯換上精明的曾蔭權,再次遇上經濟逆轉,政府這次可學乖了,不再緊縮開支,反而加大投資,亦承諾福利投放不變。但六年過去,市民對綜援的負面看法始終未變,最近當綜援按通脹上調4.7%,一陣謾罵聲又再攻陷大氣電波。

    或許打從一開始,像綜援這樣落後的制度便不應該存在。在這個制度下,由於資源所限,受助人必須接受嚴苛的資產審查,最後才會被界定為有真正需要。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有真正需要,亦即等於沒有生產力,對社會毫無貢獻。綜援制度既是由納稅人繳付全部開支,綜援人士難免被視為社會寄生蟲,歧視和標籤自然避不了。

    其實將綜援逐部拆解,整個制度也許真的可以掉進垃圾房。大部份市民不求甚解,以為「好人好姐」不會領取綜援,事實卻是在28萬綜援個案當中,53%是赤貧長者。在外國,人們退休後根本不會仰賴救濟,而是堂而皇之領取養老金。全民退休保障強調的是公民權利,由打工仔和僱主(或再加上政府)集體供款,為所有長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由於養老金不被界定為福利一種,自然也不是由福利部門管理。而且全民皆有參與納稅和供款,即使家庭主婦沒有直接從事經濟活動,亦能享有與其他人相同的權利,故此這種制度沒有任何負面標籤,亦能解決長者貧窮問題。

    至於佔本港整體綜援個案15%的殘疾和長期病患者,在外國也是與福利制度分開處理,隸屬社會保險系統的範疇。與養老金的精神一致,傷殘保險金是對傷病者進行的收入補助,由供款維持,強調全民性。社會保險與福利項目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是以全民供款為原則自給自足的機制,有風險分攤的作用,後者則是政府向經濟弱勢人士提供的免費給付,可視為社會安全體系的最後防線。可以想像,透過社會保險為傷病者提供生活保障,是較長遠的社會保障策略。

    綜援涵蓋的,還有失業的一群。目前本港領取失業綜援的人,大概佔整體宗數11%。相對其他老弱傷殘者,這班人由於「有手有腳」,市民對他們也特別苛刻。外國同樣有扶助失業者的措施,卻是透過失業保險金進行。失業保險作為社會保險的一部份,由非福利部門管理,標籤效應因而較低,而且由於設定時限,以及只限於非自願性失業的人申領,因此不會造成濫用。

    以上的措施若實行起來,其實已足夠保障本港逾八成的綜援受助人。餘下的單親人士,政府可以透過津貼提供生活補助。至於由低收入人士領取的綜援,則是本港獨有的畸胎。這些在職的人每月明明支取工資,卻仍得申領救濟,究其原因,只是由於工資太低,政府不能逃避的是立法制訂最低工資。有的國家甚至推行負稅制,為在最低工資下仍然收入不足的人進行補貼。

    筆者相信,一個以保險為主、救助為副的福利制度,不但能夠增加財務的可續性,更可消除綜援的標籤效應,對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可以公平一點,也人道一點。

  • 金融海嘯下的「小諗頭」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8年11月12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美國次按風暴引發信貸緊縮危機,環球股市連月暴跌不止。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救市,除了購買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又向銀行直接注資,歐美央行更入市穩定匯價。世界金融體制在危機面前不堪一擊,讓人認識到市場原教旨主義已成明日黃花,將步進歷史。

    在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海嘯帶來的震盪,遠比上世紀三十年代來得猛烈。作為全球化典範的香港首當其衝,在還未真的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前,先要上一堂代價高昂的課,而且代價將會是曠日持久。

    在香港,雷曼迷債引發的一連串風波,恐怕只是更大危機的序幕。隨著本地銀行因應市況收緊信貸,市場資金變得緊絀,中小企融資困難,將會出現倒閉潮。而在大陸設廠的港商,相信部份亦會因為歐美訂單減少而關閉。上游的生產環節經營困難,對處於下游消費環節的影響將逐漸浮現,預料飲食和零售業等嚴冬將至,大批中低技術工人將投身失業大軍。

    危機可能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面對當前危機,人們不懂正視危機背後反映的問題,思考制度的缺失和理論的不足,反而抱殘守缺,落後於形勢。

    面對金融海嘯,特首拋下一句「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強調要在全球金融秩序重整的過程中尋找機遇,進一步鞏固本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當歐美正試圖修正過去自由放任的經濟手段,特區政府又可有像別人一樣記取教訓?倫敦過於倚重金融業,令英國在今次金融動盪中元氣大傷。假若一天本港真的與紐約和倫敦並駕齊驅,當再遇上全球金融危機,我們又可有別的產業支撐大局?

    當然,對於金融海嘯所引發的失業問題,特首還指望乘建造成本驟減之便,以基建帶動就業,揚言十大基建可創造25萬個就業機會。不用說基建刺激經濟和就業的效果成疑,金融海嘯的滔天巨浪迅速掩至,特別是最近澳門部分大型建築項目急停,本港的十大基建卻只聞樓梯響,一些更可能等到特首卸任仍未上馬。

    其實在新形勢下,由於投資市場可能已變得無利可圖,單靠市場力量和大企業支撐,根本難以創造市面繁榮。特首滿腹宏旨,要在大時代殺出新血路,但有時「大計劃」不及「小項目」靈活,反而無助解決當前危機。

    在這個嚴峻時期,我認為政府應該調整思維,將眼光重投社區為本的小項目,以解決基層失業問題和生活需要為首要考慮。例如區議會的社區改善工程,很多延宕良久,現在必須加快進行。在新發展的偏遠地區,文娛康樂設施有迫切需要,青年人缺乏嬉戲玩樂之地,容易造成社區問題。而在老化區域,增加長者的休憩設施亦屬必要。其他小型工程如綠化街道、重修破落路標等,只要政府願意下放資源,區議會其實可在促進地區就業擔當要角。

    一些民間團體因應地區需要舉辦的小項目,效果也是不容忽視。特首常常以為社會企業要在自由市場裡自給自足,所以必須由大企業支持,這是沒有正確認識社會企業創造的社會資本。例如社會企業發展以照顧長者或殘疾人士為對象的社區服務,便不必與市場重疊,其所產生的社會效益非純粹金錢可以衡量。又例如有團體發展出「時分券」的概念,參加者以服務時間換取相應價值的「時分券」,再以此換取他人的服務或生活物品。從家居清潔、維修、托兒、理髮到陪診,基層市民不單可以一己之長解決生活所需,更重要的是這種「另類市場」可讓他們重新肯定自我。這些小項目未必需要政府大力資助,只要政府願意因應它們的特性提供行政上的方便,例如在發牌條件上作出相應配合,即可令社會得到莫大好處。

    金融海嘯變幻莫測,身處這樣的大時代,好大喜功未必管用。重回社區的「小諗頭」和民間的「小智慧」,或許能讓我們穩住陣腳,給我們更多啟發,整裝思緒重新上路。

  • 增加生果金捉錯用神


    張超雄﹕增加生果金捉錯用神

    (明報)10月22日 星期三 05:05

    【明報專訊】生果金水平的爭議,由年初延續至立法會選戰,直至近日施政報告,特首終於有個說法。為回應各政黨建議的生果金水平,特首宣告擬將生果金由每月625至700元,劃一調升至1000元。這個做法本來能讓政黨「加分」,偏偏特首卻要加上一個資產審查機制。政黨為爭取增加生果金不遺餘力,卻令特首借勢將生果金變相推翻,愛你變成害你,政黨無不群起攻之。

    最近環球經濟急速轉壞,直接衝擊很多清貧長者的基本生活。當「紙皮沒價」的年代徐徐降臨,拾荒的利錢加上生果金,再也不能維生。現在生果金再要多加一度鎖閘,政府咄咄逼人,無異將清貧長者趕盡殺絕。

    仰賴生果金維生的長者究竟有多少?這個數字或許不好計算,但長者領取綜援和生果金的數字,加起來便達長者人口約九成,當中兩成多領取綜援,另外六成多領取生果金。有數據同時顯示,三成多長者正處於貧窮狀態。由此推斷,未有領取綜援而僅靠生果金餬口的長者約佔一成,人數多達8至10萬。

    審查機制「篩走」有真正需要長者

    本來增加生果金並無不可,亦是必需之舉,問題只是要協助清貧長者,重點不應是調整生果金,而是徹底檢討綜援制度的不足。目前長者佔整體綜援個案超過一半,但要申領綜援並非易事,很多長者因為種種原因,並不符合資格。不要說長者綜援的資產限額甚為嚴苛,長者若與家人同住,政府假定家人必定支援長者生活,於是要申領綜援,便需全家一起申請,否則即使家人沒有供養亦無法申領,除非子女願意簽署俗稱「衰仔紙」的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令長者陷於尷尬的境地。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援助制度,環顧外國絕無僅有。

    但綜援的「創舉」,加上其負面標籤,已令無數清貧長者卻步,選擇只以生果金維生。一旦落實生果金審查機制,制度縱然如何寬鬆,總難避免部分被「篩走」的長者,其實是有真正需要。特首要將生果金這道保障長者最後的安全網一手摧毁,日後這些長者可能再無退路。

    生果金是本港僅有的全民福利,原意是社會對長者的回饋。然而,隨着長者貧窮率節節上升,生果金的性質已由「敬老」變為「養老」,成為相當部分長者的生活依靠。這是一種「扭曲」的現象,政府該做的是撥亂反正,而非將錯就錯,索性以生果金支付長者基本生活。本來綜援水平亦只能僅僅應付長者所需,對於被新的審查機制界定為有需要的長者,政府卻以少於這個水平一半來支帳。政府的「縮骨」,已傷透長者的心,特別是那些年將70、勞碌大半世後準備接受社會回饋的長者。

    特首打倒昨天的我

    若特首非善忘之輩,想也不會忘記自己面對議員的質疑,曾在去年10月的答問大會上強調生果金只是敬老象徵,「不是可以全部用以過活」。但今天的我已打倒昨天的我,特首現在真的要將生果金轉化為過活費,這是將逐漸建立起來的社會契約一手推翻。經過多年的演化,生果金的「敬老」性質已被廣泛認同,社會視之為對長者的承擔,而長者亦以此為社會對其的敬重。這是一種無形的精神紐帶,讓社會上的個人感到與整體社會的共生連繫(communal society),是凝聚社會的重要元素。因此,生果金的質變,也將令這種社會資本隨之消失。

    其實事情十分簡單,生果金既是回饋性質,便不應將之作為生活津貼。而綜援既是保障清貧長者的常規機制,要改善他們的貧窮狀况,便應從改革綜援做起。

    長遠而言,綜援亦非解決長者貧窮的良方,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幾乎是唯一出路。即使保守如美國,實行供款式的退保制度亦有多年。人人皆會步向衰老,但年老不必然要抵受貧窮之苦。長者仰賴的不應是救濟和憐憫,享有全面的退休保障,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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