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工圍警察總部 堵軍器廠街


      近千名社福界人士昨日下午遊行到灣仔警察總部,表達對涉嫌毆打事件的不滿及報案。

      隊伍途中被警方攔截,令整段軍器廠街交通一度癱瘓,雙方對峙約一小時,警方准許每次5人報案。

      至晚上仍有大批人士在馬路靜坐,有社工聲言坐通宵,警方派代表對話,期望示威者開通道路,又稱會與大家一起留在現場、保持對話。
    近千人參與 杯葛警民活動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昨組織集會表達不滿,包括社福界及社運人士近千人參與,社總發言人強烈譴責警方,呼籲社工杯葛所有跟警方合辦的撲滅罪行委員會活動,直至警方交代調查為止。

      隊伍昨午5時在灣仔駱克道公園集合、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眾人在黑布上聯署,批評有警察涉嫌無理打人。遊行人士由公園出發時,被警方包圍,警方舉黃旗指他們是非法集會,其後在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協調後,開通一條路讓示威者接近警察總部聚集;至傍晚大批人士坐在軍器廠街要求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交代並引咎下台,大批軍裝警員在總部外戒備,軍器廠街天橋需要封閉。

    300人留守 提出3訴求

      雙方對峙一輪後警方終讓步,准許每次不多於5人入警署報警,隨即逾300人排隊報案,首批報案人士之一的楊先生本身是社工,他指一行3人報案,兩個警員花了15分鐘作紀錄,過程順利,態度友善。

      及至昨晚,現場人數增至200、300人。張超雄提出3項訴求,要求警方道歉、承諾不再用暴力,以及立即拘捕涉嫌打人的警察。

      另外,14名葵青區議員聯署譴責警方濫用暴力,其中梁國華及周偉雄更辭去葵青警區滅罪委員會委員職務表不滿。

    報導來源:
    香港經濟日報 2014-10-16 A21 | 港聞 | By 陳嘉欣 社工圍警察總部 堵軍器廠街

  • 我的理念闡釋:公民社會 共同進退


    【明報專訊】訪問張超雄,以為要排隊,即使不用排,估計他也好忙,或要休息,沒料到他爽快答應,他自嘲﹕「無人訪問我,傳媒對我無興趣。」

    他自覺欠缺星味、不夠娛樂性。不知何時開始,議員竟然要以這些引起大眾注意,重點不再是工作態度、理念、往績。

    但張超雄當選應該已經說明,一些理性的選民對議員仍抱有若干期望,不光是謾罵(和反駁)的技巧、助選人牆、在街站插滿嚴重浪費地球資源的旗幡……

    選舉結果公布後,很多人分享心聲,說張超雄當選是唯一安慰。

    要是你不上網,未必知道這是多大的讚許,相比起某建制派議員出局後不停被轉載的冷嘲熱諷普天慶祝圖片,張超雄得到的恭賀,更加難能可貴。

    當議員政客忙着出位或出糗,張超雄埋頭做實事,不間斷地爭取公義。

    幸好選民的眼睛仍然雪亮。

    1. 一個專門幫人的行業

    訪問的開場白,是別人平常怎麼稱呼他。

    「他們叫我阿Fer。」張超雄答,這出自他西班牙名字Fernando的頭三個字母。這位港版法蘭度,本在澳門出世,爺爺是華人,卻去了秘魯,生下法蘭度的父親,「爺爺認為爸爸要學習中國事物,將他送到澳門念書,爸媽在澳門結識結婚,我在澳門出生後來港。」他的家庭,以服務別人為業,爸爸教書,媽媽是護士,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長大,使張超雄從小懂得﹕「種族、語言、文化的差異是很自然的,我不會覺得某種文化比其他更正統。」他大學畢業後在美國念碩士、博士,生活了十五年,令他建立了宏觀的世界觀,不會只着眼香港。「我在美國主要服務華人團體,以亞裔移民為主,我的移民觀是我不覺得移民是負擔,因為我在美國看到華人的貢獻,幫他們爭取平等的對待。」回到香港,他反而覺得香港人歧視新移民﹕「我們去到外國,要求乜乜乜,但換轉在香港,卻歧視其他人。」

    張超雄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不僅念社工、當社工,亦教出不少社工學生,社工是他的終生職業,即使進入議會,他做的亦是同一件事﹕幫助弱勢的人和為有需要的人發聲,一個自稱性格內向的人,為何會挑選這為終生職業?

    「其實我幾靜,很多人甚至形容我為孤僻,父母鼓勵我做義工,希望我多接觸外邊的人,能夠幫人我好開心,後來發現有一個專門幫人的行業,既然我不喜歡做生意,數口唔叻,中學讀書成績麻麻,不如一試?」當時的社工行業受人敬仰,薪酬不錯﹕「大家爭着入行,出路好,但當時吸引我的,是我認同這行的理念,希望為社會帶來公義和改變。」 閱讀更多

  • 那些年,我們做社工很自豪 ﹣張超雄:十年社福路


    「我出身社工界在80年代初,那時社會氣氛很正面。還記得有電視劇叫北斗星(無線電視1976年劇集),港台電視節目獅子山下亦有好幾集提及社工。那些年,我地做社工好鬼自豪。我們代表著幫助弱勢社群,代表著正義能量。」

    「那時是羅曼蒂克的時候,雖然70-80年代社會還是貧窮,但真正是有種獅子山下精神,互相關懷的氣氛。各種非政府組織,有自己的理念,可能是教會價值,或者是照顧鄉里,扶助弱小。雖然當時社福制度不是很完備,但這些組織回應社會需要,發展各種服務。而政府亦樂意有非政府機構的存在,隨著社會經濟資源增多,政府就進行撥款和服務標準化。那時社福界很蓬勃,欣欣向榮。整個社會是一心搞好服務,把最好給最有需要的人。當時的氣氛,社會運動和社工的理想是活出來了。」

    「那時候,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是伙伴關係,當時大家有傾有講。例如港英政府就有白皮書政策規劃,是很好的。那時,社署、社聯、大小社福組織、服務使用者等,會一起就不同範疇每年交流意見,制定計劃。例如就社會需要設立新服務,服務的人手,資源,理念,實行方案等。這種規劃,是民間、政府和服務使用者一起參與制定的,有理性、透明度高。大家都知道未來社福發展的方向。」 閱讀更多

  • 溫柔的抗爭者——張超雄


    教育局於2009年切實執行新高中學制,這同時意味著所有智障學生18歲時必須離校,張超雄(阿Fer) 與一班憤怒的家長組織了「關注特殊教育權益家長大聯盟」,在2009年的夏天開始了一場「十八歲 無書讀」的抗爭運動,Steve亦因此認識阿Fer。

    當年還是實習社工的Steve,以半義務半實習的身份參加運動。運動由5月舉辦第一次家長聲討大會到9月成功令政府全面讓步,十八歲有書讀。雖然只有短短的4個月,但經歷了多次上街遊行、立法會門外的示威,記者會、以至司法覆核敗訴及於遮打花園上新高中最後一課,一路走來,絕不簡單。

    對Steve來說,阿Fer不單是戰友,亦是良師,「人的價值不在於他多有錢、多聰明,而是人本身就有價值;愛不是憐憫,而是平等的關懷」,阿Fer這兩句說話,不單令Steve深受感動,更令他反思「社工」的身份。

    「以前一直認為社工是專業人士,要幫助受助人,但這亦是上而下的權力關係,而阿Fer卻沒有墮入這種專業的迷思,反而身體力行,告訴我社工如何扮演同行者的角色,與受助人在爭取的道路上同行」。 閱讀更多

  • 「河蟹」政治與社工專業滅亡


    《明報》 2009年9月4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已不是第一次。回歸後的香港,真的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以下的情節,港人似曾相識,在社福界則是無日無之:任職基督教女青年會已達26年的大澳社工謝世傑,因為在兩次水災期間積極協助面臨斷水斷糧、家財盡毁的居民,惹來該區鄉事委員會不滿,遭四度去函投訴。女青成立的專責調查小組,決定向他發出書面警告,同時將其調離大澳。謝世傑上訴無效,最終憤而離職。

    不過,原來就在事情發生前,女青曾經發信表揚包括謝世傑在內的大澳社區工作隊,稱讚其於救災時的表現。事情的轉向,都發生在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一次與女青高層的會面上。

    這次會面所討論的項目非同小可,關乎女青的會務發展和會所重建。會上,曾德成主動向女青高層提及收到鄉委會投訴信的副本,要求女青和鄉事會好好合作,以配合政府推動社區和諧。事後女青董事局對局長的說話心神領會,決定將有關員工革職,只是管理層認為做法過分了,最後換來對謝世傑作出警告兼調職的「格外開恩」。

    路祥安、羅范椒芬干預的是學術自由,曾德成干預的則是社工專業自主。曾德成對女青是否有明顯施壓的企圖,或許已經不太重要;身為一局之首,若連說話的輕重也不懂分辨,被剝奪民主選舉權利的港人,可以有何話說?反而是女青面對政府「和諧要求」時的窩囊表現,再一次揭示近年在政府的大力制約和干預下,社福機構紛紛歸邊,講求平等、公義和不畏強權的社工專業正逐漸步向衰亡。

    不是危言聳聽。從機構的內部文件可知,女青成立的調查小組,最初是明確肯定社區工作隊所作的貢獻,更指出機構在大澳的工作「30年來都得到居民的欣賞」,又特別稱讚工作隊救災的過程「盡心盡力」。惟發生局長「河蟹式施壓」後,機構的態度隨即出現180度轉變,不但提醒工作隊機構的經費來自政府,更特別要求工作隊必須改變自己,「刻意地支持對方工作」之餘,更要「公開讚賞其功績」,以求「將榮譽歸他們」。

    作為秉承基督仁愛精神的社福機構,女青自有其一貫的宗旨和理想。如今竟出於鄉事保守勢力的片字隻語,而對克盡己責的社工施以極刑,連作為社會工作者的基本價值也可置諸不顧。

    社工的專業守則訂明,社工必須以服務對象的利益為優先,當政府的政策或程序令受眾陷入困境,社工有責任透過充權、自決和平等的原則,協助受眾向當局爭取改善。故此,社會工作本身有其基本的價值,社工的天職不是要與當權者打好關係。機構既已充分肯定員工的工作,在面對權貴施壓時,則理應恪守機構的工作方針和價值觀,充分尊重和信任其社工團隊的專業和自主性,而非犧牲員工用作「祭旗」。

    事實上,社工從事社區發展工作,難免觸及傳統地方勢力有形或無形的利益。例如社工向來鼓勵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大澳長久以來的道德規範卻不容許婦女「拋頭露面」,結果造成不同地方團體之間的張力。在這方面,女青社區工作隊早令鄉委會深感不滿,鄉委會在其投訴信內開宗明義指出,工作隊成立三十年來「處處與鄉委會對抗」,「將大澳社區發展的功勞歸於自己」,進而要求民政總署結束女青在大澳的服務。再看鄉委會針對女青工作隊救災工作的11宗罪,包括什麼「無禮貌」、「不適當使用揚聲器」、「安排居民張貼讚賞工作隊的海報」、「唱衰大澳」等。如此無稽可笑和爭風呷醋的表述,竟換來女青管理層的高度重視,唯一可以解釋的是,這些業已晉身管理階層的社工同寅,在政府緊緊操控機構資源的前提下,其作為社會工作者僅餘的風骨已消失殆盡。

    不過,是次女青事件又豈只是冰山一角?每日發生在大大小小社福機構的類似事件何只數十?只是沒有局長級的介入和當事人挺身而出,受壓的社工啞忍的啞忍,決意轉行的黯然離去,沒能為業界帶來一點反思。這是我們反省社工價值的時候了。別讓社工專業在沉默中滅亡!

  • 社福界罷工非留戀鐵飯碗


    《明報》29/11/2007

    11 月28 日,對社福界有特殊意義,因為沉默的界別不再沉默,20 年後終於踏上罷工征途,要求政府檢討整筆撥款。不過,因長期受壓而觸發的抗議行動未有贏得輿論同情,反而惹來質疑。周一本報社評便對界別爭取同工同酬表示懷疑,認為界別的人力資源架構與公務員既已脫鈎,加上公務員薪酬機制僵化,界別訴求似乎沒有依據。何况社福機構管理自主,機構將撥款變成儲蓄,矛頭應指向管理層。

    筆者意見與社評其實部分相同,但社評對社福界別運作,卻是存在局部誤判——社福界罷工的核心,不是戀棧與公務員薪酬掛鈎,而是薪酬機制被推翻後,界內的巨大薪酬差距的確導致專業不穩,而這又的確導致服務質素下降。

    閱讀更多

  • 增撥資源與社福機構管治崩壞


    《蘋果日報》14/09/2007

    在社福機構和社工總工會的默契和充份合作下,社福界上星期出現一場罕有的大型工業行動。「僱主」和「僱員」的矛頭一致向外,直指政府扣減9.3%的撥款背棄承諾,要求恢復真正的撥款基準(true benchmark),令機構有足夠資源改善員工薪酬待遇,拉近社署與非政府機構員工的薪酬距離,從而達致「同工同酬」的目的。另一方面,兩者亦要求檢討現時政府對非政府機構的資助模式,批評整筆撥款制度是幕後黑手,機構和員工皆受害。

    閱讀更多

  • 我看醜陋的香港


    《明報》11/06/2007

    在美國度過15 個寒暑,我終於舉家返港。那是1996 年。時值香港快將回歸,我有幸見證這個大時代。同時,我在這裏找到了大學教席,教導社工學生,這也是我一生渴望從事的職業。

    但很快我便察覺香港社工專業正在脫軌。政府要推翻行之有效的社福機構津助制度,改行整筆撥款。社福機構在緊絀財政下艱苦經營,商業原則主導服務發展,資源增值成為同工的共同使命,資深同工變成機構的負累。新服務以競投外判形式分配資源,為求達致成本效益,服務指標不斷提高,前線同工變成「奴隸獸」。不單服務質素犧牲了,報酬大幅下滑和龐大工作量加速人手流動,社福機構之間的惡性競爭、員工與管理層之間的矛盾等,均扼殺了專業成長。這是美國社工專業淪落的舊路,我們很不幸也在重蹈別人的覆轍。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