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殘疾最低工資的高牆與雞蛋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7月14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經過十多年反覆爭拗,立法會將於今天起三讀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總算為長期處於劣勢的廣大勞工爭回一點尊嚴。最低工資象徵社會對市場勞動價值的肯定,就是說,任何人只要能夠及願意在市場辛勤工作,其所得回報應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這是最基本的工作倫理觀,在此前提下,不論傷健都不應遭受差異對待。

    日後最低工資雖涵蓋殘疾人士,但政府同時會為殘疾僱員引入生產能力評估機制,以得出按百分比計算的最低工資。假設評估結果顯示某殘疾僱員工作能力只及健全者四成,其所得最低工資便只能是法定最低工資四成。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至今雖仍未定案,但即使按目前勞工界爭取的較寬鬆時薪33元計算,該殘疾僱員所得時薪便只有13.2元。表面上,如此「打折」方案能保持殘疾者競爭力,但其所得工資根本不可維生,何況他們日常的護理和醫療開支往往驚人。

    就此,筆者曾建議設立工資補貼制度,由政府以低收入補貼或負稅制形式補上工資差額,讓殘疾僱員享有與健全者同等的工資待遇和勞動尊嚴。這其實是除笨有精,因為工資過低會令殘疾者放棄工作,政府以綜援支付其全部生活開支,成本肯定要比工資補貼高得多。這個建議未被接納,政府既無解釋,亦無提出更好方案。

    此外,這個「打折」方案是個無底深潭,因為政府並無設定任何下限,殘疾程度較高者所得工資甚至可低至最低工資的一成。就是說,所謂最低工資低處未算低,對殘疾僱員還可有更低標準。如此一來,最低工資作為保障弱勢勞工的最後防線還有什麼意義?

    在殘疾最低工資問題上,若以高牆比喻僱主,雞蛋比喻殘疾僱員,政府站的肯定是高牆一方,處處維護僱主利益。例如政府不惜修訂《殘疾歧視條例》,容許僱主可在四星期試工期內終止與殘疾僱員的僱傭關係而不受條例約束,於是僱主便可因應生產能力評估得出的工資水平高低,隨意決定殘疾僱員去留。而且評估只屬一次性,即以一次評估結果判定殘疾僱員的工作能力和所得工資,政府既不設上訴機制,也沒有持續評估,對部分須較長適應期的殘疾僱員甚為不利。最近政府甚至容許現職殘疾僱員在法例通過後選擇保留現有薪酬,在勞資權力的不平等關係下,預期大批殘疾僱員將被迫在「假選擇」下維持低薪,令最低工資形同虛設。

    其實本港殘疾者的勞動參與率甚低,只有13.2%,有家長為讓殘疾孩子發揮所長,甚至甘願私下貼錢給僱主,為的只是一個工作機會。他們懼怕最低工資扼殺殘疾孩子生存空間,主張最低工資豁免殘疾人士。筆者認為這是委曲求全,犧牲了殘疾者的應有尊嚴。殘疾人士缺乏工作機會,原因在於市場非人性化,而非最低工資本身的罪孽。政府有責任介入市場,帶頭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例如公營和資助機構實施殘疾就業配額是政府最基本應做之事,其次是立法規定達至一定規模的企業必須聘用固定比例的殘疾僱員,未達標者則可選擇向殘疾機構購買服務或產品。可惜,政府又是一口拒絕。問題根源在於政府只懂站在高牆上,與民脫節。

    數年前,筆者曾與迪士尼公司商討如何聘用更多殘疾僱員,其後他們推出學徒計劃,接受復康機構轉介,學員完成培訓後可成為正式僱員。計劃推行已有四年,聘用了不同類別的殘疾僱員。其實商界對配額概念非如想像般強烈抗拒,問題只是政府有無視野和決心。

    完成最低工資立法只是第一步,而且是最基本一步,要改善殘疾者的勞動條件,要走的仍是漫漫長路。你,會否站在雞蛋一方?

  • 廉價私院市場的荒謬與悲哀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2月10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私營安老院的問題是個沒有受害者申訴的社會污點,若非有護理員被揭發強迫院友食屎,我想也難引來一陣哄動。私院質素參差,護老變虐老的案例早已屢見不鮮,每次都在挑戰社會道德底線。就在私營安老院爆出如此醜聞之時,政府有意在私營殘疾院舍引入相同的買位機制,我們應如何汲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蹈安老院覆轍?

    買位計劃的由來,源於津助院舍宿位不足,長者入住輪候經年,輪候隊伍也越來越長。政府為增加資助宿位的供應,於是向私營院舍買位,由私院提供資助宿位。買位既可較快達至可觀增幅,單位成本亦比津院宿位要低得多。由於私院一經參與計劃,包括非資助宿位在內的整間院舍便須達致同一標準,理論上可提高私院整體質素。

    在政府的催谷下,私營安老院已在數年間由原來200多間增至580多間,佔總安老宿位超過六成。雖然私院宿位迅速增加,但輪候資助宿位的人龍卻未見減少,目前護理安老宿位的輪候期仍長達31個月,護理程度更高的護養院更長達41個月,而於買位計劃下的私院宿位則相對較短,只需10個月。同一時間,私院的整體空置率卻高達三成以上。就是說,社會對院舍的需求不斷增加,市場卻根本不能有效吸納這些需求,大部份體弱長者縱然有迫切需要,也寧輪候津院。事實上,在正輪候津助護養院宿位的長者中,多達43%已居於私院,而正輪候護理安老宿位的亦有25%。

    對私院經營者而言,政府買位是利潤保證,因為不論空置與否,資助照樣落袋;但對院友而言,買位私院卻不一定較具質素,發生食屎事件的私院即為一例。由於絕大部份私院長者並無經濟能力,超過八成以綜援繳付院費,於是綜援水平便決定了私院質素。不過,綜援在過去十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4.3%;與此同時,私院經營成本卻不斷上升,單是租金便已上漲46%。經營私院既是商業行為,綜援金卻不足以為私院帶來合理利潤,院方因而必須壓低開支。本來買位的資助額已僅比綜援稍高,在困難的經營條件下,院方須拉上補下,犧牲的當然是服務質素。相對而言,津院由慈善團體營運,不以牟利為目的,差餉和租金等可獲豁免,經營環境受外圍影響較輕,所獲的單位資助額亦較私院高得多,質素自然較有保障。歸根究底,私院質素的背後,是更大的長者貧窮問題,任憑政府如何加強監管,也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回到殘疾院舍的討論。與安老院情況相若,目前嚴重弱智及肢體傷殘津院均須輪候8至10年。不過,殘疾私院的情況比安老私院更糟,因為前者未有發牌制度,質素參差,設施和服務質素均不人道。幾年前政府終於同意立法規管,但人手編制和人均面積等標準卻比現行無約束力的實務守則還要低。為落實發牌制度,政府原以自願登記計劃協助私院提升質素,但在54間私院中,符合標準的只有區區6間,反映私院質素如何低落。目前,政府雖正計劃在四年內向私院購買300個宿位,但根本不能縮短輪候期,而資助額仍是貼近綜援水平。這無疑是將安老服務的失敗經驗照搬過來,以廉價市場吸納殘疾人士的院舍需求,最終也只會重覆安老私院的悲劇。

    院舍服務不應由市場主導,市場也不是解決服務短缺的萬靈丹。政府與其繼續以津貼向私院購買低劣服務,何不將資源重投較有質素的津院?此外,加強日間及家居照顧服務、資助有需要的家庭聘請專職照顧者及增設照顧者津貼等,讓長者和殘疾人士在社區獨立生活,成本較低之餘,亦更有效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如此方案是否長期護理政策的可行出路?

  • 三年又三年──輪候長者及殘疾院舍的悲歌


    《明報》 2009年12月2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施政報告》出台以來爭議不斷,討論都集中在六項所謂優勢產業,以及特首幾宗利益衝突事件上。今年《施政報告》在民生方面再無新猷,輿論注意力都轉到更耀眼的話題去。然而,《施政報告》在一般社會服務供應上的著墨,與普羅市民的每天生活或許更密切相關。筆者想說的,不是基層醫療改革、全民退休保障等層面較廣的宏觀政策,而只是一個基本起居生活問題──體弱長者和殘疾人士的院舍照顧。

    早前便有殘疾人士家長透過電台向張建宗局長當面訴苦,說其嚴重殘障女兒輪候九年仍未得到院舍宿位,張建宗給事主的答覆是,九年只是平均的輪候期,言下之意,就是多等幾年也不足為奇。接著,果真再有聽眾致電投訴,表示智障女兒輪候十五年也未得宿位。

    長者和殘疾院舍長期輪候,並非什麼新鮮事。政府的問題,亦非沒有增加宿位的供應。事實上,《施政報告》每年總會或多或少增加供應宿位,正如今年《施政報告》亦承諾在未來三年額外提供安老宿位500個,同時透過買位計劃增加殘疾宿位名額。真正的問題是,政府每年訂出增加宿位的數額,若跟現實的需求置放於同一的比較平面,究竟還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現實意義?還有,增額的目標訂出以後,政府最終可有認真切實履行了承諾?

    事實告訴我們,政府每年目標增加的宿位數額,基本上是與實際需求完全脫節的。以資助安老宿位為例,目前中央輪候冊上已有25,830人,而隨著人口老化,數字正持續上升。當公屋也有三年上樓的服務承諾,輪候政府安老和殘疾宿位卻是遙遙無期,政府只會公佈平均的輪候時間──護理安老院是三年零八個月,護理程度較高的護養院則是四年零一個月。根據外國的研究,需要輪候護養院的體弱長者餘下的壽命平均只有三年多,換言之,一般長者未及等到入住院舍便已離世!連政府也得承認,在輪候期間死亡的長者正逐年增加,單是去年便達1,847人,較五年前增逾四成,幾乎佔去所有輪候護養院長者的三分一。按現時政府每年只增加若干宿位的隨意模式來看,輪候的長龍根本沒有可能最終消失。究其原因,是政府沒有進行任何長遠服務規劃,訂出按年增加宿位供應與縮短輪候期的階段性指標,結果即使宿位每年增加,也長期落後於需求,輪候隊伍也越來越長。

    筆者曾對殘疾院舍的輪候數字進行整理,更發現政府往往無法貫徹其增加宿位的承諾。以嚴重弱智人士宿舍為例,政府雖曾目標在2009年度增加267個,然實際增加的卻只有118個,未及目標數額的一半。在2008年,政府同樣未有達成增額目標,原訂增加的161個名額,最後只加了51個。政府回歸至今已共累積「拖欠」521個名額。以現時六千多人輪候殘疾人士宿舍來看,政府的增額目標不但與需求完全脫節,就連這微不足道的加幅,政府也沒有落實。

    要短期增加殘疾宿位,政府唯一的板斧是向私營院舍買位。私營殘疾院舍向來不受法例監管,直至最近政府終於計劃推行發牌機制,卻在條例上降低了原來對私院編制和設備的非約束性指標。其後政府在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向私營殘疾院舍買位,印證了筆者早前的推測──政府降低法例對殘疾私院的要求,目的是要「將貨就價」,為日後以低價向私院買位舖路,犧牲的當然就是服務質素。這一切一切,都源於政府對殘疾人士的住宿需要欠缺規劃和承擔。

    值得注意的是,自實施統一評估機制以來,大批長者和殘疾人士實際上已被排拒於輪候隊伍以外,家人照顧能力稍好的,連排隊的資格也沒有,故此目前的輪候數字,遠還未有反映社會真實的需要。

    最近,一班殘疾和長者團體決心聯合起來,組成爭取政府建院的聯席。這是一個矛盾的決定。其實成員彼此心裡有數,除非無可奈何,否則誰會忍心將親人送進院舍,過著失去自我的非社區生活?強調集中、大量的院舍化既是落後的長期護理模式,但在缺乏強大社區支援的香港,卻仍是很多照顧能力有限的家庭的所需。

    體弱長者和殘疾人士的住宿需要,關乎的是作為人的基本生活尊嚴。可惜的是,政府對建院始終沒有任何計劃和目標,負責提供意見的安老事務委員會和復康諮詢委員會不吭一聲,社會服務團體更大多只從自身利益及機構發展考量,爭做承辦商。眼見最需照顧的體弱長者及殘疾人士被送到質素最差的私院,或被閒置家中缺乏照顧,誰又會為這些弱者出頭?還望政府有規劃宿位供應的長遠目光,少一分只求經濟利益的市儈計算,那麼高官面對市民當面訴苦時,自然便可展現多一分人性的一面。

  • 殘疾最低工資的魚與熊掌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10月14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電視畫面出現的女工以一雙巧手,瞬間已縫製出一件又一件精品。不說不知,記者所在的是盲人工廠,訪問的主角自然是失明人。她,是邱苑玲,是個揚眉女子,勇於表達不平事,我跟她認識已有好些年。

    看到苑玲以電衣車把布料變成衣服,旁人可能無法相信她是個盲人,聽到她竟滿足於僅三千元的收入,可能感到驚訝,因為這個水平連基本生活也難以維持。但當知道苑玲原來是個殘疾人,你又可會另有所想?在香港,為何殘疾人士接受低薪是個定理?

    假若你認同在一個富裕社會,任何人只要願意辛勤工作,賺取的回報應足以維生;那麼適用於殘疾人士的,便不應有另一套工作倫理觀。最低工資對不論是殘疾人或普通人,根本的意義應該是一致的。

    然而,苑玲害怕最低工資將剝奪她僅有的工機會,卻又是不少殘疾人士的顧慮。本港市場對殘疾人士的排斥情況特別嚴重,其勞動參與率只有13.2%,跟很多先進國家40%的比例相距甚遠。殘疾人士就業困難是事實,然我們該做的,不是將殘疾人士剔出保障範圍;相反,我們應該討論如何在最低工資下保障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改善他們的貧窮處境。

    根據政府的建議,最低工資將涵蓋殘疾人士,同時會有一套機制為殘疾僱員評估生產力,以得出一個以百分比計算的最低工資水平。此方案既可保障殘疾僱員獲得合理工資,同時維持機構的競爭力。不過,這個「打了折扣」的最低工資水平,不但失卻最低工資原要維持的工作倫理,評估機制更有機會淪為資方的壓榨工具。

    為此,筆者建議由政府以工資補貼或企業稅務優惠的形式,補上由評估機制得出的工資差額。例如一名殘疾人士被評只及常人八成生產力,政府便會補上其餘兩成工資。一方面,企業不會因聘用殘疾人士而增加成本;另方面,殘疾人士亦可獲得工作機會和工資保障。而納稅人亦不會蒙受損失,因為對殘疾人士進行的工資補貼,成本可能比以綜援支付他們的生活開支更低。

    為免市場因成本上升減少殘疾人士職位,在實施最低工資的同時,應輔以就業配額制度,規定所有政府部門、僱用50人以上的公營或資助機構,以及僱用100人以上的私營企業,聘用最少2%殘疾僱員,並由政府向該等機構或企業提供所需配套和稅務優惠。殘疾僱員未達指標的機構或企業,可選擇繳納罰款或向聘用殘疾人士的社會企業及庇護工場等購買服務或產品。在此等措施下,最低工資既可保障殘疾就業,亦可令他們免於貧窮。

    在絕大部分先進地區,除了最低工資,殘疾人士同時受到保險制度保障。殘疾保險屬全民性,水平足以應付殘疾人士基本生活所需。反觀香港,殘疾人士若不領取綜援,一般便只有1,280元傷殘津貼,金額就是連應付基本醫療也不夠。因此,最低工資只是第一步,只有改善基本安全網,才能同時保障沒有工作能力的一群。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政府拋出的最低工資方案,部分建議對殘疾人士甚為不利。例如殘疾僱員在接受生產力評估期間,只能享有最低工資的五成。在完成四周評估期後,僱主有權不再聘用該殘疾人士。為免觸犯勞工法例,政府更打算就此修改《殘疾歧視條例》。該等歧視性的附加條件對誰有利,不辯自明,卻大大削弱最低工資和《殘疾歧視條例》的原有保障。

    若有人問:殘疾人士要的是合理工資,還是僅有的工作機會?筆者答案是:兩者皆要!工作既是人的基本權利,合理工資亦是社會公義的踐行,兩者缺一不可。從外國經驗看來,只要有整全的殘疾就業和福利政策,工作機會和合理工資並不互相排斥。因此,殘疾人士能否在最低工資下最終獲益,便要看政府的視野和決心了。

  • 人道年獎得主陳錦元 跌倒再站起


    《明報》教得樂 2009年5月19日

    陳錦元剛於本月初獲香港紅十字會香港人道年獎,獎項肯定了他在社會服務、為傷殘人士爭取權益所付出的努力。在過去4、5 年,他一直為爭取殘疾人士交通半費優惠奔走,服務社會令他的生活變得充實。從兒時巨變、無助走到自助、為傷殘人士爭取權益,陳錦元與嘉賓主持張超雄分享從跌倒、「站起」的故事。

    文:關詠賢圖:關詠賢、受訪者提供

    「你做錯什麼,會有這樣的兒子?」陳錦元在7、8 歲時患腦膜炎,導致雙腳發育畸形,不良於行,更遭受白眼。從蹦蹦跳的孩子,到每天都靠媽媽揹着上學、下課和看醫生,他憶述: 「媽媽經常帶我睇醫生,針灸、骨科、看神醫飲神茶……什麼都試過。」最「厲害」一次是用蛇血替他洗澡。見兒子沒起色,她邊痛打兒子邊責怪自己「沒用」, 「我知她是因為我而不開心,我不曾怪她」。陳錦元說媽媽不曾想過要放棄兒子,在她身上體現堅毅與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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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條人命換不了半點反省?


    《明報》投稿 2009513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死因庭研訊,勾起了港人一段記憶──200710月一個夜深,三聲巨響劃破天水圍的長空,一名罹患重症精神病的新移民母親狠下殺手,將自己兩個孩子從高處擲下,然後跳樓身亡,遺下患癌的丈夫。為期數天的死因研訊終於落幕,傳媒有如連續劇的追訪,除了換來公眾對該名母親異常行徑的竊竊私語,可能就只有裁判官有等於無的裁決──母親死於自殺,小姊弟死於他殺。

    然而,當死因研訊塵埃落定,市民的記億再次消退,社會最終得到的會是什麼?死因庭既要找出事主死因,更應指出制度的缺失,因為死因庭經過細心研判提出的建議,肯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這次裁判官雖無明確指出責任誰屬,也無就制度提出改善建議,研訊過程卻釐清了慘案的來龍去脈,讓我們看見專業和制度的缺口。在慘案中,最突出的問題莫過於醫院讓精神病母親麥福娣出院的決定。麥婦原是青山醫院病友,自2005起已經常長期住院。直至20077月,其個案由一名資深精神科醫生,轉至另一名資歷甚短的年青醫生手上。該名主診醫生接觸麥婦只有三星期,即批准她外出「度假」,其後更讓她正式出院。姑勿論判斷是否正確,但事後檢討,總應看看如此重要的判斷,機制能否平衡各方面的考慮,以減少失誤機會。

    院方鑒於麥婦病情嚴重,個案早交跨專業會議跟進。在6月的會議上,社工、心理學家和職業治療師等一致認為麥婦高危,當時個案仍未由該主診醫生接手。可惜當麥婦提出出院申請,跨專業會議卻無發揮效用,一直跟進的醫務社工,甚至未獲通知這個安排。出院的決定,明顯只建基於主診醫生的判斷,其督導醫生甚至未被徵詢有關讓麥婦出院的意見。死因庭裁判官直言,在判斷麥婦是否適合回家度假的過程中,各專業人員的角色微乎其微;精神科醫生以外的其他專業意見,未有發揮任何制衡作用。

    雖然青山醫院否認基於病床壓力,才為更多病友安排社區復康治療,然該院近年大規模削減病床,卻是不爭事實。目前該院病床已由1,900張,縮減至1,200張。從麥婦的案例可見,即使病友病情嚴重,似乎也可輕易出院。

    大量病友重投社區,離院機制卻未有做好。病友離院後,社區支援是否足夠?病友一旦病情或家庭環境突變,誰來監察?若真的需要再次入院,專業人員是否具有這種權力?例如麥婦一直未獲院方安排社康護士跟進治療,而醫務社工多次嘗試安排家訪被拒,束手無策,反映病人重返社區後迴避治療,院方只能處於被動。

    麥婦出院前,丈夫已證實患癌,需住院治療。任何家庭面對成員入院治癌,都會承受巨大壓力,何況是這個家庭?過去麥婦回家度假,已曾數度試圖自殺及殺死孩子,幸被丈夫及時制止。院方既知悉麥婦丈夫患癌入院,亦曾評估麥婦每遇壓力便容易病發。如今丈夫入院,麥婦獨自面對壓力而無任何支援,豈不是個計時炸彈?為何目前制度容許這種情況發生?

    病友住院時,其社會需要會交由醫務社工照顧。由於現時精神科醫務社工的個案數目平均已達90,他們一般只能處理替病人申請經濟或實物援助的工作。病人一旦離院,個案便會結束。至於病友在社區上的支援,則是割裂進行,一個高危家庭雖能接受幾方面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員照顧,卻沒有一方具統籌及整體照顧的能力。

    海外社會服務個案管理制度已經沿用多年,由個案經理綜觀該家庭的總體需要,釐清各部門責任,協調一切決定落實,個案經理甚至具購買服務的權力,讓個案得到充份支援,並成為有效溝通橋樑。在香港,這依然是個遙遠理想。

    這次慘案再次提醒我們,制度的紕漏依然是問題根源。死因庭未能提出任何建議,代表醫管局的大律師則只懂把責任推向別人,結案陳詞時卻向法官表達對家屬「深切」慰問,毫無誠意。難道三條人命,也換不到半點反省?

  • 不是無知而是自大


    《星島日報》18/01/2007

    坐在偌大的立法會會議廳中,我和其他議員靜候行政長官發言。有時候,我確信政府的無知,是出於對事實的不了解;但有時候,政府明明充分掌握事實,卻不願屈從,這令我費解……行政長官終於步進會議廳,帶着連日來那洋洋得意的面容,向全港市民宣告,近期經濟數據全面向好,香港形勢是二十年來最好的。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智經研究中心剛剛發表報告,指出貧富懸殊在十年間不斷惡化,行政長官對此不可能不認識。何以他繼續報喜不報憂,難道他與民間疾苦真的完全脫節嗎?我迷茫。

    的確,在政府架構內,這種掩耳盜鈴的官僚作風絕不罕見。公營交通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乘車優惠的問題,在立法會已討論多時。政府最初試圖將討論聚焦於可能引起的法律問題,一方面表示政府無權影響交通機構的商業決定,政府絕不可能以公帑補貼車費優惠;另方面又託辭難以明確定義何謂殘疾人士,向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惠因而可能觸犯《殘疾歧視條例》。故此,優惠措施從財政和技術角度來看,均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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