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低時薪32.5元5月生效


    政府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將最低工資時薪由30元上調至32.5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強調,調整幅度已平衡各方利益,包括中小企營商環境等。但有政黨批評,政府低估最低工資漣漪效應;亦有議員不滿加幅過低,並要求一年一檢。

    張建宗昨日在立法會指出,待立法會通過後,新最低工資將於5月1日生效,15萬名僱員可受惠,而將水平提高2.5元,可平衡各方利益,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方案。新工資水平涉及的額外薪酬開支達11億元,如果計及法例規定以外的有薪休息日和飯鐘,以及其他連鎖效應,額外開支會增至13.6億元,但相信大部份企業仍可負擔。
    「一年一檢」尚待時日

    不過,自由黨議員張宇人認為當局是在「造數」,低估漣漪效應,令中小企誤以為加至32.5元的影響輕微,又指張建宗是「摧毁長遠經濟局局長」。惟工黨議員張超雄則批評新水平太低,認為工人工資要維持基本生活,時薪需要38.7元。

    工聯會議員鄧家彪則批評當局至今未考慮為最低工資一年一檢,張建宗回應說,最低工資只實施了三年多,當局在這方面經驗尚淺,需要較多時間觀察,目前兩年一檢較穩妥,短期內應維持,當社會適應後,不排除會縮短檢討時間。

    撮要來源:
    新報 2015-01-31 A04 | 港聞 最低時薪32.5元5月生效

  • 促檢討調整最低工資的體制


    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的議案

    梁君彥議員:主席,我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讓議員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10/12-13號報告內的《2012年最低工資條例(修訂附表3)公告》及《2012年僱傭條例(修訂附表9)公告》進行辯論。

    主席,以下是我發表的個人意見。最低工資的訂立,經過了上屆立法會很詳細的討論。當時我們就如何調整最低工資的水平、依據甚麼來進行調整及多久檢討一次,也討論了很久,最後在大多數議員的同意下,我們通過了現時法例的內容,包括由最低工資委員會負責檢討最低工資的水平,並且採用客觀的數據,包括通脹和其他經濟及社會的指標,以及對就業市場和營商環境的影響等。 閱讀更多

  • 最低工資議員議案修正案


    2012年10月31日立法會會議

    「調升最低工資水平至時薪33元或以上」

    馮檢基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把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時薪33元或以上,並把檢討周期由’兩年一檢’縮短為’一年一檢’。

    就議案提出的修正案
    (i) 何秀蘭議員動議下列修正案: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以及廢除《最低工資條例》第16(4)條,讓立法機關有權修訂訂明每小時最低工資金額及其生效日期的公告”。

    (ii) 張超雄議員動議下列修正案: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時,政府應設立工資補貼制度,由政府補貼殘疾僱員的最低工資差額,讓殘疾僱員享有與健全者同等的工資待遇;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後,即使殘疾人士按照《最低工資條例》(第608章)附表2進行生產能力評估,亦可能因為工資隨之上升而遭到解僱,故政府應修訂《殘疾歧視條例》附表5,規定僱主因生產能力評估的結果而解僱殘疾人士須受該條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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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低工資難提前實施


     新報  A07 | 港聞 2011-01-05

    【新報訊】立法會今日表決最低工資附屬法例,職工盟李卓人預期,要求提早實施以及廢除時薪28元的4項建議,將會全部被否決。社工界張國柱剌指,最低工資未足以保障基層,故會要求政府盡快訂立全民退休保障政策。立法會今日表決最低工資附屬法例,訂明時薪、實施日期,豁免紀錄的薪金等,多名議員提出修訂,包括廢除28元時薪的水平,豁免保留工資紀錄的薪金提高至2萬元。

    職工盟李卓人昨日在一電台節目中表示,他將提出修訂,要求提早在3個月,在2月實施最低工資。他指,部份大企業及零售集團已調整工資水平,以符合最低工資要求,僱主已做好準備,無需再拖延。他說雖然預期所有議員的修訂都會被否決,但仍然會爭取每年檢討最低工資,因為早些落實最低工資,工人可以早些應付年關及通脹。

    九成工會接受時薪28元

    社工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表示,用於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數據,遠遠滯後市場及經濟環境,以致最低工資水平偏低。而且首個最低工資,要在5月才實施,未能抗衡通脹,要求政府研究全民退休保障。

    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即使推動到最低工資,亦無法保障基層可以分享到經濟成果,因為越來越多市民意識到,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計劃組織中間偏左路線的新政黨,推動工運及社會公義,公平分配社會資源,預計最快今年年中定出組黨詳細建議。

    另外。勞工界早前以問卷訪問超過200個工會,近九成工會接受現時政府公布的28元最低工資水平,超過九成工會認為政府應該一年內,檢討最低工資水平。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葉偉明表示,業界已經爭取最低工資多年,28元的工資水平,能令超過30萬打工仔受惠,因此無奈接受,但期望政府能盡快成立新一屆的最低工資委員會,檢討工資水平。

  • 最低工資委員缺基層代表


    信報財經新聞
    P08 | 政情 2011-02-12

    肩負向特首建議最低工資水平的最低工資委員會昨天「出爐」,由身兼多項政府公職的資深大律師翟紹唐任主席,其餘9 名來自商界、學術界及勞工界人士中(見表),亦不乏「公職王」。關注基層福利的學者直言,委員會的組成人選極為保守,如張仁良、陳章明等均屬慣常獲政府委任的「自己人」,加上欠缺基層代表,難望委員會向政府建議的工資水平會顧及基層。

    一眾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早前為政府建議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期間,備受各方壓力。大家樂主席陳裕光等人均拒絕加入正式的委員會,有指因此拖延了組成名單,較原定出台時間遲了數月。

    僅4 人來自臨時委員會

    新名單中僅4 人來自早前的臨時委員會,包括牛奶公司北亞地區董事兼中國行政總裁麥瑞琼。她接受查詢時表示,願意留任是考慮到委員會責任重大,認為擔任臨時委員時確有助表達業界的情況,希望各方可給委員會工作空間。

    她又指出,委員是否留任,與政府游說無關。最低工資委員會是根據《最低工資條例》設立,其主要職能是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供建議。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張超雄表示,雖然委員會都有勞工界代表,但基層聲音不多,原本期望獲委任的學者可平衡到商界與基層利益,但政府都是「搵自己人」,如張仁良、陳章明等,委員會的組成極為保守,將來難望可顧及基層需要,未來相信要靠輿論及公民社會的力量。

  • 殘疾最低工資的高牆與雞蛋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7月14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經過十多年反覆爭拗,立法會將於今天起三讀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總算為長期處於劣勢的廣大勞工爭回一點尊嚴。最低工資象徵社會對市場勞動價值的肯定,就是說,任何人只要能夠及願意在市場辛勤工作,其所得回報應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這是最基本的工作倫理觀,在此前提下,不論傷健都不應遭受差異對待。

    日後最低工資雖涵蓋殘疾人士,但政府同時會為殘疾僱員引入生產能力評估機制,以得出按百分比計算的最低工資。假設評估結果顯示某殘疾僱員工作能力只及健全者四成,其所得最低工資便只能是法定最低工資四成。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至今雖仍未定案,但即使按目前勞工界爭取的較寬鬆時薪33元計算,該殘疾僱員所得時薪便只有13.2元。表面上,如此「打折」方案能保持殘疾者競爭力,但其所得工資根本不可維生,何況他們日常的護理和醫療開支往往驚人。

    就此,筆者曾建議設立工資補貼制度,由政府以低收入補貼或負稅制形式補上工資差額,讓殘疾僱員享有與健全者同等的工資待遇和勞動尊嚴。這其實是除笨有精,因為工資過低會令殘疾者放棄工作,政府以綜援支付其全部生活開支,成本肯定要比工資補貼高得多。這個建議未被接納,政府既無解釋,亦無提出更好方案。

    此外,這個「打折」方案是個無底深潭,因為政府並無設定任何下限,殘疾程度較高者所得工資甚至可低至最低工資的一成。就是說,所謂最低工資低處未算低,對殘疾僱員還可有更低標準。如此一來,最低工資作為保障弱勢勞工的最後防線還有什麼意義?

    在殘疾最低工資問題上,若以高牆比喻僱主,雞蛋比喻殘疾僱員,政府站的肯定是高牆一方,處處維護僱主利益。例如政府不惜修訂《殘疾歧視條例》,容許僱主可在四星期試工期內終止與殘疾僱員的僱傭關係而不受條例約束,於是僱主便可因應生產能力評估得出的工資水平高低,隨意決定殘疾僱員去留。而且評估只屬一次性,即以一次評估結果判定殘疾僱員的工作能力和所得工資,政府既不設上訴機制,也沒有持續評估,對部分須較長適應期的殘疾僱員甚為不利。最近政府甚至容許現職殘疾僱員在法例通過後選擇保留現有薪酬,在勞資權力的不平等關係下,預期大批殘疾僱員將被迫在「假選擇」下維持低薪,令最低工資形同虛設。

    其實本港殘疾者的勞動參與率甚低,只有13.2%,有家長為讓殘疾孩子發揮所長,甚至甘願私下貼錢給僱主,為的只是一個工作機會。他們懼怕最低工資扼殺殘疾孩子生存空間,主張最低工資豁免殘疾人士。筆者認為這是委曲求全,犧牲了殘疾者的應有尊嚴。殘疾人士缺乏工作機會,原因在於市場非人性化,而非最低工資本身的罪孽。政府有責任介入市場,帶頭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例如公營和資助機構實施殘疾就業配額是政府最基本應做之事,其次是立法規定達至一定規模的企業必須聘用固定比例的殘疾僱員,未達標者則可選擇向殘疾機構購買服務或產品。可惜,政府又是一口拒絕。問題根源在於政府只懂站在高牆上,與民脫節。

    數年前,筆者曾與迪士尼公司商討如何聘用更多殘疾僱員,其後他們推出學徒計劃,接受復康機構轉介,學員完成培訓後可成為正式僱員。計劃推行已有四年,聘用了不同類別的殘疾僱員。其實商界對配額概念非如想像般強烈抗拒,問題只是政府有無視野和決心。

    完成最低工資立法只是第一步,而且是最基本一步,要改善殘疾者的勞動條件,要走的仍是漫漫長路。你,會否站在雞蛋一方?

  • 殘疾最低工資的魚與熊掌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10月14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電視畫面出現的女工以一雙巧手,瞬間已縫製出一件又一件精品。不說不知,記者所在的是盲人工廠,訪問的主角自然是失明人。她,是邱苑玲,是個揚眉女子,勇於表達不平事,我跟她認識已有好些年。

    看到苑玲以電衣車把布料變成衣服,旁人可能無法相信她是個盲人,聽到她竟滿足於僅三千元的收入,可能感到驚訝,因為這個水平連基本生活也難以維持。但當知道苑玲原來是個殘疾人,你又可會另有所想?在香港,為何殘疾人士接受低薪是個定理?

    假若你認同在一個富裕社會,任何人只要願意辛勤工作,賺取的回報應足以維生;那麼適用於殘疾人士的,便不應有另一套工作倫理觀。最低工資對不論是殘疾人或普通人,根本的意義應該是一致的。

    然而,苑玲害怕最低工資將剝奪她僅有的工機會,卻又是不少殘疾人士的顧慮。本港市場對殘疾人士的排斥情況特別嚴重,其勞動參與率只有13.2%,跟很多先進國家40%的比例相距甚遠。殘疾人士就業困難是事實,然我們該做的,不是將殘疾人士剔出保障範圍;相反,我們應該討論如何在最低工資下保障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改善他們的貧窮處境。

    根據政府的建議,最低工資將涵蓋殘疾人士,同時會有一套機制為殘疾僱員評估生產力,以得出一個以百分比計算的最低工資水平。此方案既可保障殘疾僱員獲得合理工資,同時維持機構的競爭力。不過,這個「打了折扣」的最低工資水平,不但失卻最低工資原要維持的工作倫理,評估機制更有機會淪為資方的壓榨工具。

    為此,筆者建議由政府以工資補貼或企業稅務優惠的形式,補上由評估機制得出的工資差額。例如一名殘疾人士被評只及常人八成生產力,政府便會補上其餘兩成工資。一方面,企業不會因聘用殘疾人士而增加成本;另方面,殘疾人士亦可獲得工作機會和工資保障。而納稅人亦不會蒙受損失,因為對殘疾人士進行的工資補貼,成本可能比以綜援支付他們的生活開支更低。

    為免市場因成本上升減少殘疾人士職位,在實施最低工資的同時,應輔以就業配額制度,規定所有政府部門、僱用50人以上的公營或資助機構,以及僱用100人以上的私營企業,聘用最少2%殘疾僱員,並由政府向該等機構或企業提供所需配套和稅務優惠。殘疾僱員未達指標的機構或企業,可選擇繳納罰款或向聘用殘疾人士的社會企業及庇護工場等購買服務或產品。在此等措施下,最低工資既可保障殘疾就業,亦可令他們免於貧窮。

    在絕大部分先進地區,除了最低工資,殘疾人士同時受到保險制度保障。殘疾保險屬全民性,水平足以應付殘疾人士基本生活所需。反觀香港,殘疾人士若不領取綜援,一般便只有1,280元傷殘津貼,金額就是連應付基本醫療也不夠。因此,最低工資只是第一步,只有改善基本安全網,才能同時保障沒有工作能力的一群。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政府拋出的最低工資方案,部分建議對殘疾人士甚為不利。例如殘疾僱員在接受生產力評估期間,只能享有最低工資的五成。在完成四周評估期後,僱主有權不再聘用該殘疾人士。為免觸犯勞工法例,政府更打算就此修改《殘疾歧視條例》。該等歧視性的附加條件對誰有利,不辯自明,卻大大削弱最低工資和《殘疾歧視條例》的原有保障。

    若有人問:殘疾人士要的是合理工資,還是僅有的工作機會?筆者答案是:兩者皆要!工作既是人的基本權利,合理工資亦是社會公義的踐行,兩者缺一不可。從外國經驗看來,只要有整全的殘疾就業和福利政策,工作機會和合理工資並不互相排斥。因此,殘疾人士能否在最低工資下最終獲益,便要看政府的視野和決心了。

  • 最低工資對殘疾人士有另一標準?


    《明報》08/10/2008

    10 月特首發表施政報告,預料工資保障運動將正式壽終正寢。不過,在部分商會和勞顧會資方代表已表態支持跨行業最低工資的同時,一些商界人士和擁抱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仍然認為,最低工資破壞市場供求,導致人手緊縮、資金撤走和經濟衰退。對殘疾人士就業「忽然」關注的他們更強調,僱主不願以最低工資支付殘疾人士薪酬,最終只會令他們被市場淘汰。

    雖然我認為部分人祭出殘疾人士的關注只為轉移視線和製造分化,但不良的意圖不代表當中無理可依。事實上,特別是在沒有殘疾就業配額的香港,大部分有工作能力的殘疾人士為換取僅有的工作機會,均願意接受極低的工錢。他們的月薪很多只有千多元,在庇護工場工作的一般更不逾千元。目前聘用較多殘疾僱員的為一些非政府機構,其餘的則受聘於庇護工場、社會企業,或接受輔助就業服務。這些機構帶着傷健共融的社會使命,為殘疾人士提供較「友善」的工作環境;而殘疾人士較低的薪酬,則令機構在競投合約時更具競爭力,同時為殘疾人士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有謂「一個願打,一個願捱」,機構和殘疾人士各取所需,低薪可說是建基於一種「互利」關係。

    最低工資的立法,反而可能削弱機構的競爭力,直接衝擊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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