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暴婦求助無門 跨性男慘遭唾棄 兩個案揭社福界鐵板一塊


    【本報訊】新移民阿萍遭爛賭前夫拳打腳踢,甚至以鐵鎚追打,分居後仍不停致電要脅「斬死你」。身心飽受折磨,社工卻指她居港未滿七年拒幫忙。正等待接受變性手術的Angel被反對變性的母親掃出家門,卻因「男身女心」被社署及社福團體拒諸門外。關注團體指新移民及跨性別家暴受害人往往求助無門,促政府檢討《家暴條例》及加強社區支援。

    記者:袁樂婷

    阿萍指前夫沉迷賭博又酗酒,「一唔高興就打我」。數年前加班後回家,沒帶鑰匙的丈夫問鄰居借鐵鎚撬門入屋,「問我點解咁遲返,係咪同男人瞓完,一路鬧一路舉起鎚仔追打我」。她逃至後樓梯報警,警員竟一度質疑夫妻「耍花槍」。她脫險後不敢回家,情願棲身劏房。前夫不斷致電稱「搵到你就斬死你」,嚇得她經常失眠。她多次向社工求助,卻被告知「未住滿七年咩福利都冇,幫你唔到」,幾經轉折才獲社署酌情發放綜援及恩恤安置。她期望政府關注家暴受害者需要。

    Angel生為男子,卻渴望成為真女人。三年前向家人坦白變性心願,未獲母親體諒,「將我所有嘢扔晒出門口,叫我唔好返嚟」。不久後失業被迫露宿的Angel,竟遭社工質疑不是家暴受害者,又因性別問題無人願施援手。婦女團體說其身份證上仍是男性,男性團體又指其外表是女性,均拒絕安排入住轄下宿舍。社署職員更稱「唔知咩叫跨性別」,諸多推搪甚至掛線,「當時好絕望」。Angel批評社工對家暴及跨性別的認知嚴重不足,促社署加強培訓。

    質疑個案下降是假象

    近年社署公佈的家暴個案數字持續下降,去年1月至9月錄得1,947宗,比2011年的3,174宗少近四成。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懷疑警方將部份性暴力及精神虐待個案錯誤歸類為非刑事的「家庭事故」,甚至勸喻受害人放棄追究,加上社署沒計算新移民及跨性別人士求助紀錄造成假象。

    張促政府檢討《家暴條例》,清楚界定何謂家庭暴力。正言匯社婦女事務發言人廖銀鳳則建議政府將現行酌情讓新移民家暴受害者申領綜援及恩恤安置的安排,列為正式政策。

    撮要來源:
    Apple Daily A13 | 港聞 | 2013-01-13 家暴婦求助無門 跨性男慘遭唾棄 兩個案揭社福界鐵板一塊

  • 企鵝?領袖?張超雄


    訪問當天,於醫院任職技術人員的曉雲剛下班便匆匆趕到拍攝場地,一來到便開始為訪問作準備。眼前的曉雲,親切開朗、言詞坦率,是一名積極面對人生的雙職媽媽。誰想到她是家庭暴力的過來人,更因家暴與張超雄(阿Fer)相遇。

    「我2004年因為家暴事件,帶著小朋友離家出走,到庇護中心暫住,身上什麼也沒有,連自己身為家暴受害人有什麼權利也不知道,只懂得哭」、「有很多姊妹,早上送子女返學,怕被丈夫跟蹤,洩露住址;而且全身只得$2.5,連返庇護中心的錢都無」,談及當年的徬徨無助,開朗的曉雲亦眼濕濕,語帶哽咽。

    2004年4月天水圍一宗四口滅門慘案轟動一時,終於令香港社會開始正視一班受配偶虐待的婦女,社會福利署就此成立三人小組,並於年底完成檢討天水圍家庭服務的報告,加上社會的重視,令政府不得不正視家暴問題。其實,以上種種都不是天趺下來的,而是阿Fer與一班受虐婦女努力爭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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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慘案不斷談何社會和諧?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4月14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就要動筆撰寫此文之時,中大公布最新調查,首次客觀確認本港並非和諧社會。不和諧的因素很多,或許可從政府高層的言論看出端倪。財庫局局長陳家強說,雖然金融海嘯來勢洶洶,但政府做了這樣那樣功夫,成功穩住經濟;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則認為不和諧是社會對重大政策缺乏共識,令政府「坐困愁城」。特首雖無回應提問,但據說劉氏文章是獲特首授意撰寫的。

    一次大戰時擔任美國總統的威爾遜曾說:「成功的政府不能建立於敵意上」。回看以上政府高層的言論,對於社會矛盾激化,不是感到憤憤不平,便是諉過他人。敵對意識蒙蔽心智,視異見者為敵,專研小恩小惠小動作敷衍塞責。

    最近又再發生一宗倫常慘案,元朗一對欠債夫婦臨終托孤,然後雙雙尋死。這對夫婦婚姻早已亮起紅燈,一直由社工跟進輔導,但慘劇還是最終發生。家庭慘案無日無之,社會和諧如何談起?

    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公布撥款500萬元推行「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計劃」,支援虐妻、虐兒及虐老案受害人。計劃將聘請23人,當中8人為社工,預計每年服務800人。

    對這個遲來的計劃,我們該怎樣評價?從目前僅有資料可知,象徵意義其實大於一切。慘案不斷,但政府仍然迷醉小修小補的門面功夫。

    每年800人的服務量孰多孰少?單是虐待配偶個案去年便有4,807宗,虐兒個案則有993宗。這些僅是首次舉報的數字,現存個案尚並未涵括。就是說,計劃規模只是微不足道。

    那麼人手比例如何?8名社工服務全港,每人每年平均處理個案100宗,比目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每人每年平均處理86宗個案還要多,究竟該計劃如何做到社署聲稱的「更貼身照顧」?

    可以預期,該計劃的工作將與社署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重疊,三者之間究竟如何分工?過去社署重案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負責涉及虐兒的嚴重家暴個案,但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仍會處理部份嚴重案件,兩者權責早已模糊。這種安排不但對前線社工不利,亦令不同部門無法累積專門經驗。現該計劃涵蓋的還包括虐妻、虐兒及虐老個案。政府與其將三者角色大混淆,何不重新理順服務,由該計劃專門處理虐妻個案,同時重新確定社署重案組的角色?

    早於06年,聯合國已向特區政府提出四項關注,當中特別提到家暴案檢控率偏低,同時指出對家暴受害人尋求法律保障時支援不足。政府強調該計劃將支援被虐者面對司法程序,事實卻是被虐者往往早於報案期間已須支援。過去家暴案件檢控率偏低,其中原因便是被虐者不明白自身權利,而來自傳統倫理的壓力,亦令被虐者傾向不控告施虐者。案發後被虐者既要到醫院驗傷,又須向警察錄取口供,期間卻無人照顧孩子。目前計劃只支援已進入司法程序的被虐者,顯然未能完全回應聯合國的關注。

    該計劃的另一重點是培訓過來人成為義工,向被虐者提供情緒及託兒等支援。問題是,義工流動性高,難以與被虐者建立長期互信關係。政府何不以受薪模式聘用該等同路人,受薪工作既可令他們減少依賴綜援,亦可減低社工工作量,是個多贏局面。

    以上只是區區一例。政府既然有意加強對被虐者支援,何不做得更徹底一點?該計劃可能出於良好意願,但流於表面的措施,卻反而引起怨懟。

    董下曾上,類似的「四不像」措施多不勝數,社會因而爭論不休。政府繼續沉醉公關治術,只為短暫政治利益而懶理制度改革,如此愚民政策終有被戮破一天。只有勇於革新、廣納諍言,才會贏得市民尊重,社會自然和諧。政府會學懂這個道理嗎?

  • 當慘案變成了常態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3月11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近年,家庭慘案夠多了。對於欠債單親父親挾同兒子燒炭亡、莾夫操刀狂劈不忠妻子一類新聞,我們開始變得麻目,引不起任何關注。當慘案變成了常態,我們不禁要問,制度是否變成了問題滋長的根源?

    事情,該從2000年開始說起。

    2000年,是本港福利服務經歷翻天巨變的一年。在家庭服務範疇,政府委託港大進行的研究報告指,家庭服務過於分散,社工遇有非屬該中心專長的個案,無法應付自如,而且手法被動,當社會問題日趨複雜,社工卻未能主動出擊。港大於是提出進行服務重整,將過往有清晰定位分工的服務單位,一併而成新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顧名思義,這些綜合中心包羅所有各式的家庭服務,求助人要就不同家庭問題尋求協助,走到所屬區域的中心便可,不需像從前那樣轉介又轉介。

    在這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透過三層架構進行。第一層是家庭資源組,負責進行社區外展工作,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服務資訊和教育,屬預防性質的服務;第二層是家庭支援組,為特定的弱勢群設立發展性的小組,如單親婦女和小數族裔等,讓他們透過建立人際網絡充權;第三層則是家庭輔導組,以個案形式為求助人提供補救和治療性協助。至於一些在傳統家庭中心以外發展出來的新移民中心、單親中心等專門服務,亦由綜合中心涵蓋之。

    政府接納報告建議,並在數區先行。2002年,港大再次被委託就試驗計劃進行檢討,結論是這個服務模式空前成功。於是,政府便進行資源重整,務求分階段落實大計。

    一站式的服務驟聽起來十分理想。不過,重組未及完成,前線人員已經叫苦連天。從前非政府機構可因應各自的專長,發展出很多專門服務,有擅長輔導的,也有處理婚外情或家庭財務問題個案較出色的,求助人可就本身問題尋求專門協助。這種服務模式可吸引隱閉的群體主動求助,例如單親的會到單親中心,新移民也會到新移民中心。在那裡,他們找到精神支援,只因大家都是同路人,最明白彼此的需要。

    綜合中心的情況便可不同了。專門服務換上了綜合服務,求助人來自五湖四海,礙於背景各異,一些隱閉群體感受不了安全感,自然怯於現身求助。社工要跟他們接上,便得花耗更大力氣。由於從前社署營運和非政府機構營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基本上已趨向類同,原屬前者的複雜個案更多落到後者身上,加上個案數量本身快速增長,現時每名社工每年平均處理個案已達86宗,處理每宗個案平均只餘2.7小時。這樣的工作量,社工早已吃不消。可別忘記,個案處理只是綜合中心的「第三層」工作,還有第一及第二層的工作待著呢!

    因「綜合」之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被假設「通天曉」,要為所屬區域包底。在資源封頂下,每區15名社工的人手編制需面對10至15萬人口,工作量大得驚人。亦因「綜合」之名,各政府部門均樂於向綜合中心輸出奇難雜症。這些個案往往是有真正需要,根據既定政策卻是不可能得到協助。社工接手這些燙手山芋,一方面成了錯誤政策的代罪羔羊,另一方面也得協助受助人繼續尋找其他援助途徑,例如申請報章慈善基金。

    綜合服務發展至今問題叢生,可是政府即將進行的檢討,卻仍是委託港大進行。港大一貫認為綜合服務行之有效,但另一方面,理大進行的追蹤研究卻得出相反結論 – 綜合的家庭服務模式難以實行,人手編制無法做好個案風險管理,預防性和發展性工作更無從展開。或許,港大作為始作俑者,要它找出問題所在不易,要它否定綜合服務方向更難。

    今天,我們看到家庭慘案依然不斷。是時候為綜合中心蓋棺定論,還專門服務一條出路,讓更多自覺無助的人看到轉機。

  • 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211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春節過後,《家庭暴力條例》已逐漸退出輿論陣地,有關爭議暫時只有維持僵局。當然,兩派並無放鬆下來,只是不再大肆互相攻訐,嘗試私下尋求共識。但雙方針對「家庭」之義沒有共同語言,始終是問題癥結所在。

    本來《家暴條例》是對處於特殊權力關係中弱勢一方,提供基本保障。這種特殊權力關係因其親密和持久性,性質與其他暴力不同,需要特別處理。在這方面,同性同居者與婚姻關係者、異性同居者、前度同居者或婆媳關係者,並無異致。何況同志面對暴力威脅,往往因害怕公開性傾向而怯於挺身指證,因而本來已被置於十分不利的位置。偏偏一些宗教基要分子,意圖將絕對的家庭觀念強加於人。結果,被虐同志因其傾性向之故,被進一步置於社會等級權力之下。生為性小眾,也不幸地意味著社會地位更邊緣。

    這陣子的宗教狂熱,已引起兩派以外一些集體行動。一班學生在Facebook發起「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權運動」,將於本周日舉辦遊行。另一邊廂,個別在同性戀議題上忽左忽右的立法會議員,繼續為基要主義吶喊助威。其中梁美芬早前在本報發表題為「家暴條例修訂影響下一代」的來論,不可不謂令人眼界大開。

    梁議員認為現行的《家暴條例》表明「條例適用於男女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等於將二奶或金屋藏嬌等未經註冊的異性同居關係「視作配偶」,衝擊一夫一妻制,這是曲解法例的原義。事實上,條例指涉的只是適用範圍,「猶如適用於」一詞英語是“as it applies to”,旨在說明條例對異性同居者的適用性,與擁有婚姻關係者相同,而非要將同居視作猶如婚姻關係。「猶如」乃指其適用性一致,而非要將兩種關係劃上等號。筆者質疑梁議員身為法律學者,沒可能不懂最基本的法律常識。更匪夷所思的是,梁議員歸咎去屆立法會通過將異性同居者納入條例範圍,「縱容社會有更多形式的婚姻組合」,事實卻是此項規定早於1986年已經存在,至今已逾20年。是梁議員無知?還是有意愚弄市民?

    不論《婚姻條例》還是《領養條例》,兩者皆與《家暴條例》互不隸屬,修訂《家暴條例》不會影響婚姻的法律定義,同志也不會自動享有婚姻男女的固有權利。梁議員說條例修訂為同性婚姻大開錄燈,根本沒有依據。至於向來在不同社會議題取態保守的特區政府,何以在梁議員眼中忽然成了「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急先鋒,更令人大惑不解。

    最近,梁議員與一眾衛道人士更另闢戰線,表示既然暴力亦見於《家暴條例》以外的其他同住關係,如群居長者和同住租客等,要保障同性同居者,政府應該另立一條《居所暴力條例》,將保障範圍擴展至所有同居者,避免影響《婚姻條例》下的家庭定義。

    這顯然是不適當的。對於一般的暴力行為,目前的刑事及民事條例已有保障。《家暴條例》要保障的,是在親密而持久的特殊權力關係下發生的暴力。舉例說,以一般民事程序申請禁制令,禁止某人進入某地點,由於限制人身自由,法庭處理甚為謹慎,只會在被說服此人會重覆滋擾行為和構成暴力威脅的前題下,方會發出禁制令。但在家暴的特殊關係下,法庭則會傾向保障被虐者的人身安全。因此,若將條例延伸至所有同住人士,法庭的考慮將會有所不同,此舉亦違反法例原意。其實事情說穿了,這只是宗教右派將同性同居關係淡化為與一般同住人士無異的技倆,達致他們打擊同性戀的目的。

    保障同性同居者免於暴力關乎人權,是真實而有迫切需要。至於同性婚姻是否道德,則是宗教及倫理爭拗,社會可以另作討論。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家暴條例》關乎人身安全,修訂實在刻不容緩。

  • 家暴條例的法律考慮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1月14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最近《家庭暴力條例》鬧得熱烘烘,多達80個團體到立法會聽證會發言,會議須分兩天進行。會議期間兩陣對壘:一方陣營有教會支持,他們痛陳家庭核心價值的重要,指修例誤導市民,間接將同性戀合法化;另一方陣營則指同性伴侶間發生暴力,甚至比異性伴侶多出三倍,他們應受到法例同等保障,修例因而有迫切需要。

    原《家庭暴力條例》乃根據英國1976年的Domestic Violence and Matrimonial Act1986年制訂,當時法例只局限於婚姻的一方、有猶如婚姻關係的同居男女的一方,以及與他們同住的未成年子女,範圍非常狹窄。隨著社會變遷,法例早已過時。經過各方爭取,政府終於在上屆立法會會期未段提交修訂條例的草案。我和十多個民間組織,為此成立了改革家庭暴力條例聯盟,發表建議書,提出將保障範圍擴展至其他直系及延伸家庭,以及親密伴侶關係。結果政府在向立法會提交草案時,採納了大部分建議。

    所以當《2007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時,已無太大爭議。我作為當時《草案》委員會主席,也覺得審議過程順暢,唯一的爭議是應否將同性同居者納入保障範圍。委員對此態度正面,更擔心若法例不涵蓋同性關係人士,便有可能抵觸基本法(亦即違憲)。委員會於是邀請平機會提供法律意見。

    平機會於20071030日的回覆指出:「基於性傾向的待遇差別會否構成歧視,視乎該差別是否有理據支持。要有理據支持該差別,便需要證明以下情況:

    (1)    該差別的存在必須是為了貫徹一個合乎情理的目標。目標要合乎情理,該差別必須有真正存在必要。

    (2)    該待遇差別與該合乎情理的目標必須有合理的關連。

    (3)    該待遇差別必不能超過為達致該合乎情理的目標而需要的程度」。

    以上三點是終審法院在丘旭龍案中,裁定性傾向歧視違憲時的主要考慮。平機會根據以上三點,指出條例不涵蓋同性伴侶的理據「存在很大疑問」:「既然法律上不獲承認的非婚姻關係異性戀伴侶,也獲得與合法婚姻關係伴侶相同的保障,那麼以缺乏法律地位為理由, 而不給予同性伴侶平等保障並不容易成立。即使假設,在其他情況下,可合乎情理地維持對不同性傾向伴侶要有不同對待,但在家庭暴力方面不給予平等的保障,這個做法是否與該目標有合理的關連亦是成疑」。因此,平機會「促請政府仔細考慮該等立法建議是否與憲法的平等原則相符」。

    同時,立法會法律事務部也為《草案》委員會也提供了意見:「由於終審法院在丘旭龍案中裁定性傾向屬《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中『其他身分』一詞所涵義的範圍,在有關乎合法性的挑戰時,法院相當可能會裁定基於性傾向而造成的歧視抵觸《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委員可要求政府當局回應平機會提出的各項論點,以考慮有關論點能否支持條例草案以現有形式通過」。

    經過幾個月考慮,政府終於改變初衷,表示同意將同性同居納入條例保障範圍。但由於當時會期將結,立法會唯有留下尾巴,但政府承諾會於在今屆會期再提出修例,不料卻引起軒然大波。

    其實問題十分清楚:若不修例,便有可能違憲。反對者認為不能讓同性伴侶關係變相合法化,但這根本不是修例的目標,而且只要稍為修訂條文內容,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無論在人權或法律角度,修例是必須和急切的。

    是時候放下非理性的爭抝了。

  • 家暴條例與芒果布甸


    《明報》 2009年1月8日

    張超雄 立法會<家庭暴力條例>法案委員會前主席

    <家庭暴力條例>的爭議愈演愈烈,連主教陳日君樞機也捲入爭拗之中。反對的一方堅拒<家暴條例>涵蓋同性同居者,除非將法例名稱改為<家居暴力條例>;另一方則認為改名沒有必要,堅拒「家居」的名稱。雙方互不相讓,漸漸形成兩陣對壘之勢。但若從理性角度考慮,爭議實在不必。

    首先要說明,此法屬民事條例,用意是為一些在特定關係下受暴力威脅者提供一些額外保障。這種特定關係,是一種親密而帶永久性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下發生的暴力,與一般暴力情况有別,因為牽涉彼此的特殊權力分佈、互動形式,以及風險因素。譬如施虐者可能與受害人同住,或時常有機會接觸受害人,因此有必要讓受害人在極短時間內,引用此法例向法庭申請強制令,防止施虐者的進一步騷擾。又或受害人基於此種特定關係的考慮,要顧及其家人或家庭經濟的考慮而不願在刑事框架下制裁施虐者,這項民事條例的保障便有所必要。

    基於上述的原因,去年立法會通過的修訂,已把家暴條例的涵蓋範圍大大擴展至包括幾乎所有同住或不同住的直系及延展家庭關係人士,例如姨表姻親,甚至前同居伴侶及其子女。相對於1986年時初制定此法例只適用於婚姻的一方、或有猶如婚姻關係的同居男女的一方,以及與他們同住的未成年子女,現時法例的範圍已遠遠超出婚姻關係,甚至已超出了傳统家庭關係。

    政府願意提出進一步修訂,把<條例>涵蓋範圍由異性同居者擴大至同性同居者,是基於「同性同居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亦會令彼此之間存在猶如同居男女一樣的特殊權力分佈和互動關係及風險因素。而暴力事件可在瞬間演變成人身傷害或危害性命的局面。由於性命攸關,當局同意在保持政府在法律地位上不承認同性關係的政策立場的同時…把<條例>…擴大至涵蓋受到暴力侵害的同性同居者」。(見勞工及福利局二零零九年一月遞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建議文件)

    從人權角度看,我認為這是合理和必然的做法。<家暴條例>是為受暴力威脅者提供一些保障,在提供此保障時,實不必也不應理會暴力威脅的來由。正如急症室醫生會理會病人受傷是否咎由自取,才決定會否為病人急救。同性戀本身是否道德,是否為某些宗教所接受,與這條法例是毫不相干的。

    問題是:把同性同居關係寫進一條以家庭為名的法例,是否意味道承認同性戀的法定地位?甚至進一步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地位?政府及立法會的立場很清晰,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衛道人士仍害怕名稱會引起誤會,因此堅決要將法例易名為「家居」暴力條例。另一邊廂,同志團體及前衛者卻認為這是「恐同症」發作,於是堅拒改名。其實各方都同意修例的必要性,亦大致同意修例的內容,但對於名稱卻各持己見。

    情况就像有一盤美味可口的芒果布甸放在大家跟前,但有人看見布甸中其實有西米,因此堅持要叫它為西米布甸,否則不吃;另一些人則強烈反對,認為芒果布甸就是芒果布甸,易名為西米布甸就堅決不吃。

    其實現時法例涵蓋面早已超越了「家庭」的概念;而「家居」亦明顯不足反映法例要保障的特定關係。因此,不妨易名為「家庭及家居暴力條例」,就像叫跟前合乎胃口的美食為芒果西米布甸,讓大家都可大快朵頤,盡快修訂法例,平等地為一些受暴力威脅的人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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