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超雄就《立法規管工時》議案發言


    張超雄就《立法規管工時》議案發言

    日 期: 2012年10月17日(三)
    時 間: 上午11時正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

    議程: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agenda/cm20121017.htm

    代理主席,我今天的熊貓眼象徵着香港眾多“打工仔女”真的“有開工、無收工”,很長的工時令大家精神或情緒受影響,很多家庭生活、社交和進修機會都要放棄。其實,香港的工時相當長,香港人亦特別勤力。我記得2008年《南華早報》已有一項調查,發覺香港的工時名列全球第一。過去數年,有一間非牟利機構CommunityBusiness,一直委託香港大學民調中心進行調查。近數年來說,工時稍為改善,但仍然偏長。

    代理主席,香港其實在工時規管方面非常落後。昨天一些同事表示規管工時要慢慢討論,很多問題完全未能解決,不知道怎樣計算時間。可是,全世界有134個國家已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的保障。為何其他百多個國家可以做到的事,香港搞了這麼多年還未做到?事實上,標準工時是一項最早有立法,有國際公約提供保障的勞工措施。早在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ILO)已訂立一個在工業上的工時限制,當時提出48小時。1930年,每周48小時工時擴展至商業和辦公室。代理主席,我們說的是1919年和1930年。1935年,另一項國際勞工公約建議工時為每周40小時,到1962年是另一個加強版。我們在說1935年和1962年,代理主席,當年已建議每周工作40小時才算適合。

    每天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和8小時擁有私人空間,是一個正常的安排。所以,每天8小時工作,一周5天工作,是一個最基本的人權。

    我們今天的文明是,人類不用做牛做馬般日做夜做才得溫飽,今天的經濟環境、我們的財富和物質,已可容許所有人有適度的工作和生活調適。各位,我二十多年前在美國工作,當時的機構是一個社區中心,每周工作37.5小時。代理主席,這是20年前的情況,但香港今天尚未有法例規管工時。很多人擔心如果規管後,支出便大增,又說很難計算很高級人員的工時。對不起,這些法例其實主要保障基層勞工,不是規管高級的、有行政責任的相當高薪的人員。他們已有其他補償,

    現在說的是基層勞工。代理主席,我們過去進行了一些調查,而且亦有很多個案,你看今天香港從事飲食和保安等服務性行業的人,他們的工作時間非常長。譬如保安行業有連續12小時工作,所謂“12碼”,從業員的工作時
    間真的很長。較早前《文匯報》報道有一位胡先生,兩夫婦均為保安員,雖然兩夫婦同住一屋,但竟然曾兩星期互相沒有見過面,因為一位當日更,一位當夜更。他們說,他們的小孩好像是在單親家庭般長大,而有些同事,竟然是他們整年都沒見過面的。試想想12小時工作,再加上交通時間、日常梳洗食飯時間,怎會還有時間共聚天倫之樂?這是不可能的。與小孩何來溝通機會?又說知識型經濟,提升基層的競爭力,何來時間進修?我記得有一對夫婦,當保安員的妻子對我說,對她來說感情生活是奢侈的,沒有時間,只顧謀生,基本日常生活便已佔據了她所有清醒的時間。

    有一位當巴士司機的郭先生,是我們職工盟的同事,人家朝九晚五,他就朝五晚九,因為他當的更是早上6時開始,晚上8時下班,中間有3小時“落場”時間。他做了差不多20年,朝五晚九,5時出門,晚上9時才回家,這是巴士司機的工作時間。我們有多少人命要放在這些這麼長時間工作的職員手上?代理主席,如果我們再不立即制訂標準工時的立法時間表,將會有更多悲劇發生,所謂家庭友善是虛偽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 家庭友善

    家庭友善

  • 殘疾最低工資的魚與熊掌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10月14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電視畫面出現的女工以一雙巧手,瞬間已縫製出一件又一件精品。不說不知,記者所在的是盲人工廠,訪問的主角自然是失明人。她,是邱苑玲,是個揚眉女子,勇於表達不平事,我跟她認識已有好些年。

    看到苑玲以電衣車把布料變成衣服,旁人可能無法相信她是個盲人,聽到她竟滿足於僅三千元的收入,可能感到驚訝,因為這個水平連基本生活也難以維持。但當知道苑玲原來是個殘疾人,你又可會另有所想?在香港,為何殘疾人士接受低薪是個定理?

    假若你認同在一個富裕社會,任何人只要願意辛勤工作,賺取的回報應足以維生;那麼適用於殘疾人士的,便不應有另一套工作倫理觀。最低工資對不論是殘疾人或普通人,根本的意義應該是一致的。

    然而,苑玲害怕最低工資將剝奪她僅有的工機會,卻又是不少殘疾人士的顧慮。本港市場對殘疾人士的排斥情況特別嚴重,其勞動參與率只有13.2%,跟很多先進國家40%的比例相距甚遠。殘疾人士就業困難是事實,然我們該做的,不是將殘疾人士剔出保障範圍;相反,我們應該討論如何在最低工資下保障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改善他們的貧窮處境。

    根據政府的建議,最低工資將涵蓋殘疾人士,同時會有一套機制為殘疾僱員評估生產力,以得出一個以百分比計算的最低工資水平。此方案既可保障殘疾僱員獲得合理工資,同時維持機構的競爭力。不過,這個「打了折扣」的最低工資水平,不但失卻最低工資原要維持的工作倫理,評估機制更有機會淪為資方的壓榨工具。

    為此,筆者建議由政府以工資補貼或企業稅務優惠的形式,補上由評估機制得出的工資差額。例如一名殘疾人士被評只及常人八成生產力,政府便會補上其餘兩成工資。一方面,企業不會因聘用殘疾人士而增加成本;另方面,殘疾人士亦可獲得工作機會和工資保障。而納稅人亦不會蒙受損失,因為對殘疾人士進行的工資補貼,成本可能比以綜援支付他們的生活開支更低。

    為免市場因成本上升減少殘疾人士職位,在實施最低工資的同時,應輔以就業配額制度,規定所有政府部門、僱用50人以上的公營或資助機構,以及僱用100人以上的私營企業,聘用最少2%殘疾僱員,並由政府向該等機構或企業提供所需配套和稅務優惠。殘疾僱員未達指標的機構或企業,可選擇繳納罰款或向聘用殘疾人士的社會企業及庇護工場等購買服務或產品。在此等措施下,最低工資既可保障殘疾就業,亦可令他們免於貧窮。

    在絕大部分先進地區,除了最低工資,殘疾人士同時受到保險制度保障。殘疾保險屬全民性,水平足以應付殘疾人士基本生活所需。反觀香港,殘疾人士若不領取綜援,一般便只有1,280元傷殘津貼,金額就是連應付基本醫療也不夠。因此,最低工資只是第一步,只有改善基本安全網,才能同時保障沒有工作能力的一群。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政府拋出的最低工資方案,部分建議對殘疾人士甚為不利。例如殘疾僱員在接受生產力評估期間,只能享有最低工資的五成。在完成四周評估期後,僱主有權不再聘用該殘疾人士。為免觸犯勞工法例,政府更打算就此修改《殘疾歧視條例》。該等歧視性的附加條件對誰有利,不辯自明,卻大大削弱最低工資和《殘疾歧視條例》的原有保障。

    若有人問:殘疾人士要的是合理工資,還是僅有的工作機會?筆者答案是:兩者皆要!工作既是人的基本權利,合理工資亦是社會公義的踐行,兩者缺一不可。從外國經驗看來,只要有整全的殘疾就業和福利政策,工作機會和合理工資並不互相排斥。因此,殘疾人士能否在最低工資下最終獲益,便要看政府的視野和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