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為孩子,一個也不能少


    真鐸事件

    不論任何人的背景、健康情況、種族、社會地位,均應享有平等教育權。這是我一直持守的信念。但香港無論在特殊教育、融合教育、主流教育的政策和推行上,均是千瘡百孔。

    歧視事件無日無之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過去一年處理了多間特殊學校校舍的問題,包括慈恩學校、培愛學校、匡智屯門晨崗學校,分別因為擠迫、校舍過於殘舊而要求重置。其中匡智屯門晨崗學校情況非常嚴重,其人均面積甚至比一般主流中小學低,實是一種歧視,我已把問題轉介予平等機會委員會跟進。

    即使剛建成的培愛學校,設施和校舍方面也諸多缺漏,不便輪椅學生使用。教育局連殘疾學生的硬件設施也敷衍了事,更何況學生其他的教育需要。我正與家長密切聯繫,先後多次透過立法會申訴制度與教育局周旋。

    真鐸學校聽障學生被欺凌的事件,屬近年罕見,有人稱作港版《無聲吶喊》。近30位學生及家長投訴過去十多年來,先後有人在校內遭受欺凌,包括教師教學態度惡劣、遭受老師襲擊、非禮等刑事案件等。由於學生集體說謊、誣蔑學校的機會極微,故已促請教育局嚴正處理事件。

    災難性的融合教育

    在港已推行十多年的融合教育,理念的確很好:學校不該排拒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簡稱SEN),以建立共融文化。可是,政府在推行時卻欠缺全面政策支援及考慮,在資源供給、監管、教師培訓、考試制度、教育心理學家不足、文化限制等,均未能配合,對學生和學校都帶來災難。

    台灣是很值得借鏡的地方,早已就「特殊教育法」立法,在資源、監管、培訓等均是法例要求。我認為,香港在立法前可循以下方向進行改善:設立特殊教育主任職級,為學校每一位SEN學生訂立個別學習計劃並切實執行;設立特色學校,讓學校專門接收一至兩類SEN學生,以累積經驗和技術;增加家長參與,加強學校和家長的溝通等。

    我先後與許多家長組織、學校、關注教育人士、社會服務機構等緊密聯繫,共同向政府表達意見,並特地在立法會成立「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的討論平台,讓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表達意見。

    過時的學前兒童康復服務

    目前,輪候學前兒童康復服務的時間實在過長,特殊需要孩子仿佛生下來便要不斷等。現時共有7,000多人正在輪候各類學前服務,但服務名額只有6,000多個,差不多要全部學生離開服務,才能吸納所有輪候人數,服務供求相差近一倍。不少兒童進入服務時已到5歲之齡,嚴重錯失訓練和學習的黃金期。我認為,不論兒童是殘疾與否,接受教育應是平等的權利,所以學前服務應該屬教育局的範疇,而不是如現行般由社會福利負責。為此,我多次探訪不同服務機構,了解家長聲音,也曾於2013年6月10日之福利事務委員會上安排聽證會聆聽家長聲音,當日會議通過由我提出的議員議案,促請政府盡快解決現時學前兒童康復服務問題。

    直資爭議

    反對聖士提反轉直資近年有不少學校轉為直資營運,當中更不乏傳統名校。我是聖保羅書院的校友,當年大部分中一同學都是通過公開試考進去的。我記得同學都來自五湖四海,當中不泛基層家庭。然而,今天聖保羅中小學已轉為直資學校,九成小學畢業生直升上中學,學費每年也動輒數萬元。我認為,轉直資形同世襲,剝削公眾入讀優秀學校的機會,窮家子弟越來越難以靠努力而獲得較優質的教育,進一步加劇貧富懸殊,造成教育兩極化。2013年6月,收到兩宗立法會申訴,都是有關處理名校轉直資事宜,現正跟進中。

  • 殘疾──走入社會,直接發聲


    共同創建

    「我是一位智障人土的父親,特別深切體會殘疾人士在社會面對的歧視、不公和社會政策的不足。我再度進入議會後,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透過議會平台讓社會上最被忽略的一群,能夠被看得到、聽得見。」

    共同創建

    落實殘疾人士權利公約我成立了兩個小組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和「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皆是由我擔任主席,連同福利事務委員會等多個委員會,我安排多次聽證會,讓殘疾人士、社會公民直接走進議會發聲。

    我協助組織「殘疾人士監察特首施政大聯盟」,連結不同殘疾人士自助組織及機構,共同關注各項相關的社會政策。2012年11月,舉辦首次「民間殘疾人士高峰會」,共逾400位殘疾人士出席,向多名政府高官及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表達意見。隨後也多次協助殘疾團體約見不同官員,讓殘疾人士直接反映訴求。

    社區乏照顧

     殘疾

    其實沒多少殘疾人士願意住在醫院和院舍過着刻版的生活,但現時政府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嚴重不足,且服務凌散,輪候時間更是以年計算。不少智障人士在特殊學校畢業後往往未能得到服務銜接,長年居於家中,家長需要24小時全天候照顧。即使獲分配戶家居照顧服務的人士,也只可能一周才獲安排洗澡一次,預約等候期極長。為此,我曾安排聽證會會議、約見官員、探訪不同個案等,透過傳媒報道,讓公眾多掌握殘疾人士面對的問題。

    傷津檢討不能拖
    傷殘津貼是其中一項對殘疾人士的重要補助,可是現時審批準則欠清晰、定義過時,其中有一項「失去百份百工作能力」的不合理審批條件,過去令許多有需要之殘疾人士未能領取。我認為,傷殘津貼的檢討,遠比「單肢傷殘」來得深遠,是對殘疾定義的革新。為此,我在2012年12月福利事務委員會上組織了一次聽證會,席上有超過60多團體發言,均一致表達對現行政策失效的不滿。隨後,在2013年2月約見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4月進行一次大型的殘疾人士問卷調查等。我將繼續協助病人及殘疾人士自助組織,倡議改革傷殘津貼。

    關愛基金不關愛

    關愛基金不關愛嚴重殘疾人士得以在社區生活,面對每月逾萬元的醫療開支,實是需要社會援助,可能有人會認為此舉耗用大量公帑,但我反問:生命何價?

    近年,政府把部分針對殘疾人士的扶貧措施,交予關愛基金,可是關愛基金多項計劃均重重設限,讓有需要的殘疾人士無法得到幫助。關愛基金有兩項津助嚴重殘疾人士的項目,分別是特別護理津貼及呼吸機津貼,但兩項津貼均設嚴格的資產審查,且申請者年齡須於60歲以下,令許多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未能受惠。為此,我與一些嚴重殘疾人士組織不同行動,藉此引起社會大眾關注問題。經過連串行動後,已成功爭取關愛基金把入息審查放寛至150%,算是一小勝。

    就業率每況愈下

    殘疾人士就業高峰會殘疾人士就業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我與一些關注殘疾人士就業的團體發現,現時為數不少的高學歷殘疾人士未能獲得就業機會。整體殘疾人士就業率僅為13%。政府所謂的帶頭作用,也只是說說而已,公務員團隊多年來只聘請2%殘疾人士,即約只有3,000多人;連帶資助機構也沒有強制執行聘用殘疾人士的指引。事實上,特首政綱寫明會帶頭增聘殘疾人士,而且設立聘用殘疾人士的稅務優惠,可是一年來卻全無聲音。我曾與關注的殘疾人士共同商議就業問題,並約見官員反映意見,要求政府交待進度,並落實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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