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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濫用私刑非良方 關注少年犯被虐


      電影《同囚》上映,少年犯人權與待遇問題令人關注。及後,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就「感化院舍及懲教所內的兒童權利」召開會議,有「過來人」現身說法,講述少年犯在獄中的待遇,情況令人側目。事件經過發酵後,有傳媒訪問五十名少年犯及已退休或已離職的懲教人員,均證實獄中有虐待事件發生,其中更有涉及疑似使用酷刑對待少年犯,可惜,懲教署至今仍未就事件有具建設性的回應。

      根據退休或已離職的懲教人員所描述,獄中虐待並非單一事件。一些前懲教職員指,虐待犯人為署方根深柢固的文化,若只按法例、正常途徑及不行私刑來管理犯人,他們只會被高層視為懦弱的「怕事者」,不會獲器重。有懲教職員更去信傳媒,直指署內「鷹派」當道,僅「鷹派」可升職。

      其中,署方更有流傳「打人方程式」,每當對犯人執行私刑時,便把犯人帶到無閉路電視的地方,然後懲教員便拳打腳踢,甚至出動胡椒噴霧等,再按內部警鐘通報增援,把過程解釋為犯人情緒失控,叫囂、擲物、「撼頭埋牆」等,「職員用最低武力制服」,以此標準答案開脫「打犯」責任。 閱讀更多

  • 200億「蒲公英藥物基金」 -施政報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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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億「蒲公英藥物基金」 -施政報告建議

    張超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2017年8月24日

    引言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

    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中提到:

    一、本盟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

    二、本盟約締約各國為充分實現這一權利而採取的步驟應包括為達到下列目標所需的步驟:

    ( 甲 ) 減 低 死 胎 率 和 嬰 兒 死 亡 率 , 和 使 兒 童 得 到 健 康 的 發 育 ;

    ( 乙 ) 改 善 環 境 衛 生 和 工 業 衛 生 的 各 個 方 面 ;

    (丙)預防、治療和控制傳染病、風土病、職業病以及其他的疾病」

    以上條文訂明政府在公民的生存權及健康權,但政府卻一直漠視以上權利,以成本效益為理由,延遲及拒絕資助病人使用必要而且具療效的藥物。

    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藥物名冊(下稱「名冊」)原意為統一公立醫院和診所的藥物政策和用藥,確保病人可獲處方具「成本效益」、且經過驗證安全和有效的藥物。

    可惜現實中,醫管局在名冊上設有種種行政限制,令系統變成「成本凌駕效益」。香港引進新藥的速度,較英國及法國分別慢三及四倍。患有癌症、罕有病的病人,不但因病失去生活質素及尊嚴,更有不少人因經濟困難,或因「安全網」(即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的入息及資產審查制度)的荒謬,造成有藥無錢醫,只能無奈等死。

    事實上,現時醫管局編制的《藥物名冊管理手冊》,並沒有就非名冊藥物編制一套詳細的使用原則和運作程序,變成各處醫院各處例,亦令病人無所適從。

    雖然醫管局承諾會把生命有即時危險的緊急情況下用藥指引,擴展至涵蓋非名冊藥物,並界定收費原則,不過工黨張超雄議員認為此方案尚未完善,故建議成立一個名為「蒲公英藥物基金」的200億元基金。蒲公英有著顯著的藥效,甚至被喻為就救命草,因此基金以蒲公英為名,寓意讓有生命危險的癌症病人及罕有病病人盡快得到藥物救治。 閱讀更多

  • 罕見病女兒給張超雄的使命


    2017年8月13日

    「女兒嚴重智障,但陪着她的每一天都歡喜;也是因為她,才能在紛擾的世情中找到角色和使命。」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 一著作的自序載道。同時,在張的辦公室掛着一幅寫有「親親不同人」的禪繞畫,大抵意指是從愛不同人,學曉不同的愛,他的愛從家人出發,擴至社會。患有罕見病的大女兒宇盈,讓爸爸更體會到社會需要大同,要為弱勢社群發聲,尋求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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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讓罕有病患成為孤島

    結節性硬化症協會及罕見病聯盟請願

    文:張超雄

      五月二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五十四點五億擴建年年蝕本的迪士尼樂園。同一日會議,財委會亦審議投入六十億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相信亦會在建制派保駕航下通過。可是,在四月二十三日,罕有病結節性硬化症的媽媽池女士,便因無法負擔每月兩萬元的藥費而離世。社會大眾為此不無悲痛!

      香港作為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富裕的城市,香港最缺乏的並非金錢,但我們最缺乏人情和人性。對於罕有病,政府多年來都是「hea」,到現在仍未就罕見疾病訂定任何正式定義,亦未有制訂任何具體政策,為罕見疾病患者提供支援。

      反觀世界各地,政府對罕有病都已經有政策、有藥物的方法、甚至有法例,例如歐、美、日本及台灣,他們都有法例說明罕見病的定義。這些地方除了清楚界定何謂罕見疾病外,亦制訂了指定罕見疾病藥物的制度。
     
     但是,香港政府卻從來沒有全盤考慮罕有病人的需要,只是不斷強調按既定程序處理,造成診斷需時漫長、治療費用高昂但久缺藥物資助及缺乏完整的病人資料庫。 閱讀更多

  • 勿以領袖訓練為包裝 作迫害學生之惡行


    星島日報| 每日雜誌| 工字出頭| By 張超雄| 2017-03-24

    保良局領袖紀律訓練營近日醜聞不斷,涉事營舍導師不單涉嫌以體罰方式對待學生,要學生用背脊頂花瓶、脫鞋在泥地爬行、罰學生吃草、持刀與學生對峙,更涉嫌性侵犯同學,男導師涉深夜入房要求女生「互相按摩」大腿。在互聯網上,更有流傳,導師要求學生以「剃頭明志」式表明努力讀書的決心,同學若有反抗,則「開大水喉」用水淋學生、以粗暴言語對待學生。有關醜聞傳出,網絡輿論一片嘩然,對導師罪行深惡痛絕。

    不過,醜聞傳出後,涉事訓練營負責人竟反指「年輕一代受家長溺愛,心靈太脆弱,玻璃心,「泥沙塗面」屬軍訓」,對以體罰、暴力、粗暴言語對待學生或損害學生自尊心的行為無絲毫悔意。所幸的是,事件再經發酵,保良局發表聲明指,絕不接納此等行為,並承諾跟進事件。

    調查真相 道歉賠償 還學生公道

    由網絡流傳的相片可見,有關行為並非為「單一事件」,多個受害人亦於網上紛紛表達感受。涉事訓練營至今已成立多年,曾舉辦超過五百次的訓練營期,多達60,000名學生曾經參與。令人擔心的是,已公開的事件或事主只屬於冰山一角,有更多的受害人因曾飽受傷害而不願重提。

    有關性侵犯的行為,社會絕對應是零容忍,警方應當盡速調查,並把涉事導師繩之於法。而以體罰、暴力、粗暴言語對待學生的行為,涉事各方,包括警方、保良局、訓練營、校方等亦應盡速調查。有關調查方向亦不應僅限於對施暴者,但凡涉及助紂為虐的持份者亦應承擔責任,向受害同學道歉、賠償,還學生公道。

    檢討條例 刻不容緩 免悲劇重演

    近年,家長「望子成龍」之風熾熱,家長希望子女日後可成為社會領袖,因此,坊間不少機構均推出領袖訓練營,標榜訓練學生領導才能。加上,教育局推出新高中課程後,加入約405小時的「其他學習經歷」,培育學生全人發展,令此類訓練營的服務猶如雨後春筍。然而,該類訓練營不屬正規教育,不受《教育條例》規管,局方難以監管質素,致課程質素參差。

    因此,有關當局實應檢討相關條例,在給予課外活動適當彈性的同時,亦要杜絕保良局領袖紀律訓練營的悲劇重演。
    有關醜聞不斷曝光,實源於王樂行同學的勇敢,於網上公開同學於該營內受到的侮辱及暴力對待。在此,感謝王同學與受害人的勇敢。但願事件曝光後,悲劇不再重演,受害同學可以盡快重回正常生活。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寬待學生硬碰校方 張超雄理大退休:估唔到我會有「善終」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寬待學生硬碰校方 張超雄理大退休:估唔到我會有「善終」

    【明報專訊】張超雄講書風格出名「悶」,學生形容,他的聲線沒抑揚頓挫,長時間維持着monotone,他不會擺「老師款」,課室秩序往往有點失控:同學知道他不點名,會走堂;知道他不罵人,所以上堂吃叉雞飯、睡覺、打開電腦看視頻;小休時間特別長,有學生趁機上前「挑機」,無大無細在班房裏直斥這位「保守老泛民」不夠激進。他不動怒,小鬍子安靜地掛在臉上,其實在他心中,最怕學生不跟他坦白。

    沒人知道,教書已二十年,學生口中的阿Fer仍然為上課緊張。他辦公室有個相架鑲了一句「金句」:「Have I Eaten My Lunch Today?」原來是美國舊同事知道他常因工作忘記吃飯,送給他的幽默紀念品。其實,阿Fer上課前常不吃飯,生怕吃錯東西肚痛。筆者也是教書的,聽後難以置信,做了幾屆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堂高談闊論,在班房對着幾十個黃毛小子,壓力如此大?性格認真的阿Fer好老派,他說,教書責任大,驚教不好下一代。他和怪獸家長對着幹,別人加功課,他減功課。只要學生投訴功課多,他就心軟,在交功課日期上讓步。我問他的學生,阿Fer是「很好欺負的老師」?這位調皮的畢業生笑言:「都幾好蝦㗎,老老實實。」

    不過,這位「悶蛋nice guy」也深得學生愛戴,學生形容:「佢係一個好悶嘅好老師。」一位心思細密的女學生說,去年農曆年初二,旺角凌晨發生警民衝突,之後上課期間,張超雄撇開原訂教材,跟同學用一堂時間談論事件,她記得:「其他老師跟我們談時事,只是循例一聽,當時阿Fer特意拿一張椅子坐在我們中間,有些老師是不會離開『講壇』那個位置,但阿Fer不同,他願意花時間去聽。很多人說現在世代衝突厲害,但他態度不同,他不介意我們的立場,只想知我們後生仔到底在想什麼。」這位阿sir剛剛六十大壽,「登陸」要退休,畢業生們都嘆師弟妹將失去一位「貼地」、「實戰型」、「walk the talk」的好老師。 閱讀更多

  • 《預算案》是否合乎公義?

    回應財政預算案

      今年《財政預算案》預料二○一六/一七年度的將有鉅額財政盈餘,高達九百二十八億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打工仔為比喻──「情況就好比『打工仔』某年收到一筆大額的年終花紅時,會開心地增加一點消費,但不會因此而草率地作出長遠不能應付的財政承擔。」來闡釋政府的理財概念。

    先不論經濟學上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開支的性質及作用不同,現時特區政府面對的並不止是一年或兩年突然有巨額盈餘,而是過往十年財政盈餘平均每年有五百六十六億,足以讓政府有巨大空間改善民生。可是,同期政府的派糖措施平均每年為三百二十七億,即差不多六成的財政盈餘都用作派糖。如果以打工仔的比喻,即打工仔收到花紅後,並非修葺破爛不堪的家居、購入需要添置的家具,或者增加每月食物預算,購買更有營養的食物,而是派錢給不同的家庭成員花費。把金錢退回市民的做法象徵政府不懂運用金錢改善社會,寧願讓市民自行在市場消費。

    惠及基層金額不足兩成

      今年《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預留盈餘中的三百億元來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這點值得欣賞。可是,《財政預算案》未有提出具體計畫,只是表示會推出措施「確保院舍照顧服務質素,並會加強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加強對殘疾人士學前訓練、住宿照顧、日間照顧、社區支援、就業、以及無障礙設施和交通等範疇的支援」。如果這三百億撥歸勞工及福利局,由官僚提出建議的話,恐怕只會故步自封。如果勞工及褔利局有能力的話,過往便應提出了有建設性的建議。因此,我建議成立一個高層次的委員會,加入不同的政策局官員及有識之士,更好地統籌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所牽涉的社會福利、衞生、醫療等不同方面的工作,亦讓民間的聲音、專家的意見更直接地反映,共同規劃這三百億的預留撥款。

      此外,超過三百億的一次性紓困措施中,能惠及基層市民的只有不足兩成。綜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受助人,獲發多一個月的開支為三十六億及公屋租戶獲得差餉寬免為二十一億,總共五十七億,但相比退還差餉、利得稅及薪俸稅,總共二百七十一億的開支,只是小巫見大巫。以上傾側中上層的紓困措施並沒有針對最有需要的一群,而俗積N無人士的劏房住戶亦沒有受惠,無助減低貧富懸殊。

    雖然,財政司司長誇誇其談,認為過去四年多政府已投入大量資源,社會福利經常開支在這五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一,同期的貧窮數字整體向下,但是實際的貧窮率卻沒有印證這一點。根據最新的官方貧窮情況報告,一三年、一四年、一五年連續三年的貧窮率均維持在百分之十九點六至十九點九,一五年更較一四年略為提升。即使政策介入後,同期的貧窮率均維持在百分之十四點三至十四點五,並不見得有顯著向下。政府經常強調衡工量值,又要效法商界講求效率,但在卻不參考企業中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的評估方法,用來評估政策的成效。

      總結而言,《財政預算案》好與壞,應以是否乎合公義、有否改善香港市民的質素,及迎對未來人口老化挑戰作指標。

    張超雄工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資料來源:
    星島日報 | 2017-02-24 報章 | A16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張超雄

  • 專訪:張超雄談香港殘疾人權利

    張超雄談香港殘疾人權利

    專訪:張超雄談香港殘疾人權利—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第20期冬季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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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張超雄博士(立法會議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攝影師:戴毅龍

    問:為何你會致力爭取殘疾人權利?

    答:因為我有個嚴重智障的女兒,亦是社工,更應利用自身位置,彰顯殘疾人權利。

    問:就「康橋之家」智障人士疑遭性侵犯事件,你對香港保障殘疾人法律身分(legal capacity)的情況有何評論?

    答:就殘疾人法律身分而言,香港保障相對落後,因為仍然採用醫療角度,視殘疾為疾病,需要治療。當某人的殘疾達至不能自理的程度,無法為自己打算,可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法律權利,亟需檢討

    在康橋事件,「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身分既是保障,亦屬剝削。當局基於公平審訊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用同一把尺,要求智障受害人接受辯方盤問,但這樣對她相對不利。性侵犯受害人可能會難以啟齒,智障人士更難以應付盤問。到底是否有制度,既可揭露性侵真相,同時減輕對智障受害人可能造成的傷害?我正在研究外國做法。至於本地保障,一九九三年,有一宗聾啞智障女生疑遭性侵犯案,當事人於庭上情緒崩潰,法官出於保護她而終止聆訊,被告無罪釋放。律政司遂於翌年制訂十七項協助「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出庭措施,但至今已二十二年,需要檢討。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與殘疾人權利

    就殘疾人的法律身分,還有其他值得探討的議題。譬如若某人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法律已假設他/她不能同意性交,亦不能投票,但他/她是否真的沒有能力?此外,現時若要成為成年「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監護人,必須按《精神健康條例》向監護委員會申請,但通常是家屬之間有爭拗才可成功申請。現時有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制度,只分「有」或「無」,但無中間,亦無國際倡議的「支援決策模式」(supported decision),即提供支援,解釋情況,以便殘疾人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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