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鵝?領袖?張超雄


    訪問當天,於醫院任職技術人員的曉雲剛下班便匆匆趕到拍攝場地,一來到便開始為訪問作準備。眼前的曉雲,親切開朗、言詞坦率,是一名積極面對人生的雙職媽媽。誰想到她是家庭暴力的過來人,更因家暴與張超雄(阿Fer)相遇。

    「我2004年因為家暴事件,帶著小朋友離家出走,到庇護中心暫住,身上什麼也沒有,連自己身為家暴受害人有什麼權利也不知道,只懂得哭」、「有很多姊妹,早上送子女返學,怕被丈夫跟蹤,洩露住址;而且全身只得$2.5,連返庇護中心的錢都無」,談及當年的徬徨無助,開朗的曉雲亦眼濕濕,語帶哽咽。

    2004年4月天水圍一宗四口滅門慘案轟動一時,終於令香港社會開始正視一班受配偶虐待的婦女,社會福利署就此成立三人小組,並於年底完成檢討天水圍家庭服務的報告,加上社會的重視,令政府不得不正視家暴問題。其實,以上種種都不是天趺下來的,而是阿Fer與一班受虐婦女努力爭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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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頭人送黑頭人的「福氣」──談智障人士高齡化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9月8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九月來臨,意味《施政報告》快將出台。政黨摩拳擦掌,準備在房屋問題上展開攻勢,最低工資水平也勢將成為焦點。輿論對一般社會服務的供求一貫缺乏關注,政府只要這裡那裡多撥一點資源,便可堵住悠悠眾口。對於田北俊要求開倉扶弱,政府也一口回絕了。不過,現代社會瞬息萬變,公共及人本服務也要跟上時代,否則脫節了,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

    想說的是智障人士高齡化問題。本來就與很多社會問題一樣,智障人士高齡化並不必然構成甚麼「問題」,只是政府不聞不問,才是構成「問題」的原因。以往智障人士壽命普遍較短,但現今科學進步,很多智障人士都能活到老年,其高齡人口比從前增長兩至三倍。外國已有很多研究應對這個現象,相應的社會服務也配套齊全。然而,香港面對普遍人口高齡化尚且得過且過,更何況是智障人口的高齡化問題。

    究竟智障人士高齡化是怎麼一回事?試想像,當一向照顧智障孩子的父母步入老年,他們孩子的年紀也不輕。特別是智障人士身體機能普遍較差,例如他們晚年患上痴呆症的比例較高,而且相當部分有心臟、皮膚和糖尿等問題。由於他們比普通人更早出現衰退,屆時由年老體弱的父母照料多病殘障的孩子,兩代人同時面對「老病死」,雙重壓力則由為人父母一力承受。

     

    以目前公營系統的醫療和復康服務看來,隨著智障人士高齡化,他們的生活質素幾乎注定每下愈況。特別是嚴重智障人士表達能力有限,即使是每天負責照料的父母也未必能知道其身體有何不適,而診斷時間被不斷壓縮的公立醫院醫生,也難要求他們在進行繁複檢查時好好合作。再以智障人士必須的物理和職業治療為例,莫說人員編制標準其實偏低,但即使是以這個偏低的標準衡量,目前有關人員嚴重短缺,服務大排長龍。結果就是智障人士的病情被耽誤下來,然後倒過來增加公共醫療的負擔。

    電影《海洋天堂》中飾演自閉兒爸爸的李連杰罹患絕症,但讓他最感到痛苦的不是病患本身,而是難以為孩子覓得安身之所的絕境。作為一名嚴重智障女兒的爸爸,電影情節於我而言是多麼真實。很多智障孩子家長其實也面對共同夢魘──若然自己比孩子早死,那麼孩子便可能落得無人理會,甚至連居住地方也成問題。目前中度及嚴重智障人士院舍動輒輪候十年(輕度智障的甚至不設院舍服務),有家長念及自己年老,提早為孩子輪候宿位,但輪到以後卻捨不得把孩子送進院舍。他們當然明白宿位難求,但要孩子在環境狹窄的院舍接受失去個性的集體式生活安排,卻又萬般不情願。這些都是百病叢生的長期護理服務為家長帶來的莫大困擾。

    對普通人而言,「白頭人送黑頭人」令人感到多麼悲傷,但對我們這些家長來說卻是個傷心但安心的命運安排。數天前我曾出席研討會,一位已屆84歲的婆婆分享自己廿年來一直擔憂自己死後無人照顧其輕度智障女兒。她曾將僅有的十萬元積蓄先後交予兩位教會執事,希望對方協助處理二人的身後事,但都被推卻了。然後婆婆又向女兒工作的庇護工場社工求助,得到的答覆是社署並不從事有關服務。當想到母女二人殘病交煎,婆婆想過與女兒一死了之,後來從電台聽到聖雅各福群會為無依長者安排身後事的「後顧無憂」服務方才息懷。婆婆回想徬徨的過去,說著說著,依然哭得淒涼。其個案反映了晚年服務的真空。聖雅各的服務非由政府資助,但潛在的需求卻相當殷切。

    未雨綢繆本來是任何負責任政府應有之道,何況問題現已擺在眼前。且看這次《施政報告》有無新意。

  • 理大公司管治 最佳反面教材


    張超雄、林本利及一群關心理大發展的教職員

     

    《明報》 201091日(其刊載的為節錄本) 

    若果有一盤生意,在成立時沒有制訂可量度的目標,沒有分析成效、成本及風險等問題,成立及運作時涉及利益衝突,運作成本遠較預期高,年年虧本卻沒有人要負責,這是一盤甚麼生意?這就是香港理工大學攪的生意。以上的描述,不是我們無中生有,而是從理大一個由校長委任的獨立檢討委員會所作的觀察。 

    今年3月,我們一群關心理大發展的教職員向校董會發出公開信,呼籲新任校董會主席楊敏德女士、校董會及新任校長及管理層正視大學的種種管治問題,這些問題後來被傳媒稱之為「九宗罪」。

     

    及後校方為此作出積極回應,並成立三人獨立檢討小組,檢討理大的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營運模式,以及它們與大學各個組織的關係。獨立檢討小組的主席由廖約克博士出任,另外兩位成員是羅顯揚先生,以及代替杜衛強律師的余宏德先生。

     

    經過多個月的努力,獨立檢討小組於今年719日提交報告,校方於813日公開報告內容(編按:有關獨立檢討小組報告,請瀏覧以下網址:www.polyu.edu.hk/cpa/IRP)。校方向教職員、學生會代表及傳媒作出匯報時,強調報告並沒有提出有違規的情況,但指出屬下各公司的成立及營運模式的確有改善的空間,某些環節應該有更好、更嚴謹的處理方法。

     

    校方以「報告並沒有提出有違規的情況」作結論,是極之輕視報告指出理大的各種管治問題。我們若仔細閱讀整份報告,特別是附錄六(Appendix 6)的觀察附註(observation notes),便清楚知道大學在成立、營運及出售各公司時,出現林林總總的不正常現象。

     

    校方的結論,可能是指報告未有直接指出這些違規情況,只在附錄中刊出有關情況。亦可能是大學根本沒有訂立條例去規管各公司的成立、營運及出售,幾個高層的決定就是條例,人治色彩十分濃厚。既然沒有條例規管,報告自然不能提出有違規的情況。

     

    理大公司管治架構

     

    報告一開始便提出理大監察屬下各公司的四層管治架構(4-tier governance structure,見頁4-6)。管治架構的最高一層是校董會,負責執行管治工作,確保以校長為首的大學管理層能夠有效地管理大學,並以公眾、學生、員工(並非個別員工)及大學整體利益為依歸。

     

    管治架構的第二層是校長。校長是大學的「行政總裁」(chief executive),他透過成立不同委員會,將權力下放;並採取制衡措施,務求管理層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和不偏不倚的(見理大大學管治宣言)。

     

    大學為了推動科技轉移,在2000年成立企業計劃管理委員會(Entrepreneurial Programmes Management Committee,簡稱EPMC,之前稱EIPMC),屬管治架構的第三層,負責審批新公司的成立及各投資項目。經由委員會批准的投資項目,將交給另一附屬控股公司PolyU Enterprises Limited(簡稱PearL)負責落實執行和監察,這是管治架構的第四層。 

    在整個四層管治架構中,校董會主席、校長、EPMC的主席和PearL的行政總裁(由副校長出任)是關鍵人物,他們有責任確保理大屬下各公司按照正常程序成立,有效運作,以及退出營運時(出售或結業)有妥善安排。

     

    管治架構完全失效

     

    檢討報告清楚指出上述四層管治架構完全失效。自從理大在20013月成立控股公司PearL後,便不斷成立新的公司,至今超過50間。不少公司成立之前,並沒有具體商業計劃(business plan),投資時沒有經過正常審批程序,沒有作出詳細的財務分析,投資回報及潛在利益衝突等分析一律欠奉(見A6.1A6.2A6.5A6.9)。存有個人利益的人士還可以參與會議討論和作出成立公司的決定(見A6.10A6.11)。更令人奇怪的是其他出席會議的人,竟然對此視若無睹。

    公司成立後,沒有定期作出檢討,交代經營情況和業務發展策畧(見報告A6.22A6.23段)。絕大部分公司習以為常地(is the norm)錄得重大虧損(見A6.12A6.14)。到決定退出營運時,竟然又沒有一套退出機制可以依循。結果是以低價出售公司股權,事後亦沒有檢討投資失敗的原因和進行問責(見A6.26)。

     

    檢討報告還披露了不少令人震驚的事實,當中包括:

     

    一、有九間公司的成立文件下落不明或者不存在(not in existence),當中包括持有上市公司環康集團的理大附屬公司進新科技有限公司(見A6.6)。環康集團的大股東、董事和行政總裁涉及貪污案件,理大兩位管理人員與環康集團屬關連人士,一直出任該公司的非執行董事,收取董事酬金。當日理大附屬公司為何將科研成果轉讓給環康集團上市,只換取16.1%的股權而又豁免該公司支付牌照費(licensing fee),相關文件竟然不知所踪。

     

    二、EIPMC最初的預算是從非教資會(non-UGC)的收入中,撥出7001,000萬元用作投資屬下各公司。後來的投資金額遠遠超過這個數目,達到25,000萬元,卻沒有在適當的時候知會校董會(見A6.3A6.14)。不少投資項目,由EPMC的主席率先拍板,之後才交給該委員會討論和得到批准(見A6.4)。有些投資項目甚至從未正式在EIPMC/EPMC會議中討論過(見A6.5A6.9)。EPMC的會議越開越疏,更出現過18個月才開一次會的情況(見A6.23)。

     

    三、大學與合作伙伴開發中藥產品,簽訂十年合約,合約總值達到1,700萬元,相關合約事前並沒有在EIPMC的會議中討論過(見A6.2A6.5)。一間在2001年成立的公司,相關合作伙伴私自達成利益分配(benefit distribution)協議,兩年後(即2003年)才取得校長正式批准(見A6.16)。大學和一間公司合組新公司,以單一招標方式批出培訓合約給新公司,並要求各院系優先採用該公司的培訓服務,新公司能夠以優惠租金租用校內辦公室和設施(見A6.8)。

     

    綜合檢討報告的內容及觀察,很明顯見到大學高層成立眾多公司時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當中存着不少利益衝突,公司管治缺乏制衡、透明度和問責(見A6.15A6.20A6.24A6.26),為個人利益多於大學整體利益。兩名高層分別出任20間和27間公司的董事,投資失敗後又無人需要負責,甚至還得到額外金錢獎勵(見A6.16A6.18)。

     

    雖然總投資金額25,000萬元和累積虧損5,000萬元,相對於大學每年30多億元的開支,數目似乎「很少」,但這些金錢對個別人士來說則是巨額數字。除了金錢、科研、校園設施等投入外,大學的教職員亦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管理這些公司的運作(見A6.15)。此外,大學要投入數以千萬元計的金錢,去採購這些公司的服務,這些金錢又不知往了哪裡去。

     

    今次檢討報告只集中討論PearL轄下的個別本地公司,並沒有詳細討論理大在內地(包括深圳、珠海、廣州和西安等地)的投資和經營情況。大學在監控本地各公司方面出現種種缺失流弊,又如何有能力去監控內地各間公司,防止各種貪污舞弊、以權謀私的行為?

     

    公開聆訊追究責任

     

    我們衷心多謝檢討小組三位成員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貢獻。小組的觀察完全支持我們之前所發表公開信的內容,小組亦接納我們提出的各項建議。但礙於搜證權力有限,小組可能無法取得一些重要文件作更深入的調查,亦沒有進行問責。我們認為校董會應盡快展開公開聆訊,邀請一眾相關人士出席,給他們一個機會去清楚交代過去十年大學屬下各公司的「糊塗賬」,找出誰人要為此負上責任。

     

    理大及其屬下各公司的管治問題,已成為教授「公司管治」課程的最佳反面教材,嚴重損害大學聲譽。事實上,檢討報告所提到的管治問題只屬冰山一角。理大在管理各院系及部門,在本地及內地經營自負盈虧課程及業務,在教職員的聘用、考核、續約、升遷、獎勵(包括給予巨額薪酬、額外酬金及花紅)、退休安排,以至顧問的委任等事情上,同樣出現類似的管治問題。

     

    過去十多年,理大已變得像一間經營家族生意的私人公司,多於一間獨立自主的政府資助學術機構。管理層花在拓展及運作這些生意的時間和精力已不成比例。獨立委員會的報告清楚指出,現有的管治架構完全失效(見建議4.1d),並建議大學切勿再花金錢或者以其他方式投資此類「技術轉移」的生意。期望新任校董會主席及各校董,能夠正視有關問題,撥亂反正,把大學重新納入正軌,重拾公眾、學生及教職員對理大管治的信心。 

    大學的核心業務在於培育人材及提升社會的文明及文化水平,而不是攪生意。報告雖然沒寫出來,但明眼人會看到這個結論:理大管理層,請勿再不務正業,集中精力辦好大學吧!

  • 堡壘式院舍 OUT 「拿殊」共融社區 IN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8月11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要鑑定一個社會的文明水平,可看看她如何對待最弱勢的群體。作為一個殘疾女兒的父親,我深深感受到電影《海洋天堂》中李連杰飾演的王心為自閉症兒子找尋安身之所的痛苦。電影從身患絕症的王心所面對的困難,側面反映國內復康服務的貧乏。無論父母多麼疼愛孩子、多麼有能力去養育他們,始終要面對當自己離世之後,誰去照顧殘疾孩子的問題。中國在經濟上崛起了,但文明水平能跟得上嗎?

    香港的經濟水平早已擠身國際最發達地區之列,但我們如何處理殘疾孩子的長期住宿需要呢?根據社署資料,肢體殘疾院舍的一般輪候期是10年,嚴重弱智人士院舍的輪候期更達11年。回歸以來,殘疾人士的住宿及社區服務輪候期越來越長,不但數量不足,質素及設計都非常落後。過去十多年來落成的住宿設施,都是大型及獨立整楝式為主、宿位動不動超過100名的堡壘式建築,根本談不上社區融合。此種設計背後的主導思想,明顯就是經濟效益。

    筆者趁今年暑期沒課,一家人到加拿大探親渡假,遇上一位香港社工友人,她剛巧在加國一個專門提供長期住宿服務予智障人士的機構當義工,我便順道探訪了這個叫「拿殊」(L’Arche)的機構。「拿殊」將宿舍叫作社區、智障院友叫作核心成員,其特色是要讓智障人士過「人」的生活。他們將工作人員叫作助理,當中不少其實是義工。在那裡當過義工的,都有很大得著。在這裡,人與人的關係至為重要,有人稱「拿殊」為心的大學,可能就是這些原因,吸引了我這位朋友千里迢迢來當義工。

    我探訪的「拿殊」社區有8個家,每個家照顧6至8位智障或殘疾人士。這些家都設於一般社區裡,外表看來與一般家庭無異。我在其中一家探訪,與核心成員和助理共進晚餐。這個家座落在當地(列治文山)一個寧靜舒適的中產社區,有前後花園和車房,房屋表面並無任何顯示此為殘疾人士院舍標示。一進門,就有一種家的溫暖感覺。正門竟然沒有上鎖,未進門已聞到晚餐香味。廳堂有一座直立式鋼琴和傳統的沙發,牆上掛了家庭照,露台放置燒烤爐,後園傳來草香。廚房側的飯桌是今天的晚餐,幾個人圍着桌子談笑,是一個典型北美家庭的景象。一時間,我分辨不出誰是工作人員、誰是院友。

    原來這裡的工作人員也是院友,因為「拿殊」的特色就是工作人員(不論是義工或職員)必須與殘疾人士同住。他們住的、吃的、用的全部一致,因此工作人員都致力維持這個家的感覺。「拿殊」的創辦人維尼亞(Jean Vanier)認為,每個人都應在社會找到歸屬和自己的位置,發揮所長,即使智障人士也有同等權利。

    雖是短短一個晚餐的相聚,我已體會到這裡讓殘疾者活得有尊嚴、有個性、有自我,而非只是無面目的數字。小規模形式的運作,注重關係建立、接納差異、分享、信任、相互成長,都為社區帶來多一點人性。

    「拿殊」的經費大部份來自政府。這樣人性化的服務會否太貴太理想了?香港這個低稅率的商業社會能否長期負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政府有超過兩萬億儲備。何況這不一定是錢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心、有沒有這種想像的問題。

    「拿殊」的員工告訴我,這裡的工作報酬其實比外面低,但能與核心成員一同成長,他們覺得很充實,不少人一做便超過20年。「拿殊」現已發展至六大洲36個國家,其中不少地區的經濟比香港落後。問題是,我們的文明水平,何時才趕得上經濟發展?

  • 殘疾最低工資的高牆與雞蛋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7月14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經過十多年反覆爭拗,立法會將於今天起三讀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總算為長期處於劣勢的廣大勞工爭回一點尊嚴。最低工資象徵社會對市場勞動價值的肯定,就是說,任何人只要能夠及願意在市場辛勤工作,其所得回報應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這是最基本的工作倫理觀,在此前提下,不論傷健都不應遭受差異對待。

    日後最低工資雖涵蓋殘疾人士,但政府同時會為殘疾僱員引入生產能力評估機制,以得出按百分比計算的最低工資。假設評估結果顯示某殘疾僱員工作能力只及健全者四成,其所得最低工資便只能是法定最低工資四成。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至今雖仍未定案,但即使按目前勞工界爭取的較寬鬆時薪33元計算,該殘疾僱員所得時薪便只有13.2元。表面上,如此「打折」方案能保持殘疾者競爭力,但其所得工資根本不可維生,何況他們日常的護理和醫療開支往往驚人。

    就此,筆者曾建議設立工資補貼制度,由政府以低收入補貼或負稅制形式補上工資差額,讓殘疾僱員享有與健全者同等的工資待遇和勞動尊嚴。這其實是除笨有精,因為工資過低會令殘疾者放棄工作,政府以綜援支付其全部生活開支,成本肯定要比工資補貼高得多。這個建議未被接納,政府既無解釋,亦無提出更好方案。

    此外,這個「打折」方案是個無底深潭,因為政府並無設定任何下限,殘疾程度較高者所得工資甚至可低至最低工資的一成。就是說,所謂最低工資低處未算低,對殘疾僱員還可有更低標準。如此一來,最低工資作為保障弱勢勞工的最後防線還有什麼意義?

    在殘疾最低工資問題上,若以高牆比喻僱主,雞蛋比喻殘疾僱員,政府站的肯定是高牆一方,處處維護僱主利益。例如政府不惜修訂《殘疾歧視條例》,容許僱主可在四星期試工期內終止與殘疾僱員的僱傭關係而不受條例約束,於是僱主便可因應生產能力評估得出的工資水平高低,隨意決定殘疾僱員去留。而且評估只屬一次性,即以一次評估結果判定殘疾僱員的工作能力和所得工資,政府既不設上訴機制,也沒有持續評估,對部分須較長適應期的殘疾僱員甚為不利。最近政府甚至容許現職殘疾僱員在法例通過後選擇保留現有薪酬,在勞資權力的不平等關係下,預期大批殘疾僱員將被迫在「假選擇」下維持低薪,令最低工資形同虛設。

    其實本港殘疾者的勞動參與率甚低,只有13.2%,有家長為讓殘疾孩子發揮所長,甚至甘願私下貼錢給僱主,為的只是一個工作機會。他們懼怕最低工資扼殺殘疾孩子生存空間,主張最低工資豁免殘疾人士。筆者認為這是委曲求全,犧牲了殘疾者的應有尊嚴。殘疾人士缺乏工作機會,原因在於市場非人性化,而非最低工資本身的罪孽。政府有責任介入市場,帶頭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例如公營和資助機構實施殘疾就業配額是政府最基本應做之事,其次是立法規定達至一定規模的企業必須聘用固定比例的殘疾僱員,未達標者則可選擇向殘疾機構購買服務或產品。可惜,政府又是一口拒絕。問題根源在於政府只懂站在高牆上,與民脫節。

    數年前,筆者曾與迪士尼公司商討如何聘用更多殘疾僱員,其後他們推出學徒計劃,接受復康機構轉介,學員完成培訓後可成為正式僱員。計劃推行已有四年,聘用了不同類別的殘疾僱員。其實商界對配額概念非如想像般強烈抗拒,問題只是政府有無視野和決心。

    完成最低工資立法只是第一步,而且是最基本一步,要改善殘疾者的勞動條件,要走的仍是漫漫長路。你,會否站在雞蛋一方?

  • 從街頭、議會、到權力中心


    《明報》 2010年7月7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政改一役,峰迴路轉。各方立場急劇的起伏變化,令人目眩。像是坐過山車後,還未能定下神來,卻有種作悶的感覺。理性、感性、直覺、個人感情、群眾情緒、強烈的道德呼召、人性的軟弱、醜陋、盼望、寄望、失望等,全部交織在一起。令人感覺困亂!

    有人說,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但作為民意代表,我們可否為了可能而放棄底線和原則?若果說沒有放棄,而是寸土必爭後會繼續爭取2017和2020真普選;那麼,剛獲通過的2012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只有1200人的選委會,又如何一步到位地在2017年變成直選?基本法不是說明要循序漸進嗎?接受了這個只有1200個選民的方案,即差不多是放棄了2017全民普選行政長官的可能性。我們怎可能投下贊成票?

    再看這個「改良」區議會方案,功能組別議席不減反加,雖然擴大了新增五席的選民,但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最多可說是斜行了一步,而並非向前走。先別說這新增的五席能否「溝淡」功能組別,或是反令功能組別千秋萬代。事實上,這個方案從來不是泛民的底線,也沒有經過市民的討論,何以民主黨會從「張三點」後退到三個訴求,最後只剩下一個未經醞釀、沒有細節的「改良方案」?難道選擇了談判而放棄抗爭,因害怕被譏諷枉作小人,就一定要急於求成?

    民主黨問,否決了方案有甚麼用?原地踏步不是更壞嗎?不對!公投運動雖不成功,帶清楚顯示有50萬堅定不移的選民,被動員起來。過去起錨的官方運動,亦成功地把政改爭議呈現出來,引起市民關心,而且越做越令人討厭。到了617余曾辯,更將氣氛推至高潮。若沒有「改良方案」,舊的爛方案必定會被否決,而市民必會怒氣冲天,七一遊行人數有機會創03年以來之新高。曾班子面臨的管治危機不會比董建華腳痛前少。民調亦顯示,市民對中央的不滿已達歷史新高。面對這個局面,中央可以無動於中嗎?

    民主是不會被賜予的。向極權政體爭取民主,可以放棄群眾運動嗎?民主黨從街頭走入議會,在野多年,一旦被權力中心垂青,是否迷失了本性、忘記了抗爭和社會運動必須由下而上,而非靠談判桌上的博弈?在實力懸殊的政治角力中,損耗道德力量來換取沒實質意義的「進步」等同自焚。除非民主黨有意變成權力中心的一部份,否則,這一役真是超錯。因為「改良方案」已對泛民及民主運動做成了不能逆轉的傷害。

  • 社會福利長遠規劃,沒有規劃?


    《明報》  2010车6月11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相信沒多少人知道,特區政府現正靜悄悄地進行一個名為「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的諮詢。其實有關的諮詢文件可於互聯網下載(註一),四場公開諮詢會亦已草草完成。但如此重要的一個政策規劃,卻連社福界內也沒引起很大關注。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曾蔭權在2007年的《施政綱領》宣布由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負責研究本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至今諮詢已進入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個笑話:委員會在2008年發信予受資助的180多間社福機構及幾所大學進行意見徵詢,但內容空泛,結果只收到26份回覆,最後所謂的諮詢不了了之。當時我作為代表社福界的立法會議員,整個過程卻未被知會。

    今年四月,委員會突然發出一份諮詢文件,指出第一階段收到的「意見紛紜」,而且只「著眼於特定的範疇所提供的服務」,因此要進行第二階段諮詢,對於第一階段的諮詢結果卻隻字不提。

    令人嘖嘖稱奇的是,就如此重要的政策範疇所進行的長遠規劃,官員居然全部缺席四場諮詢會!試想想,在任何海外地方,由當地最高政治領袖指令進行的任何政策規劃,整個諮詢過程可以沒有官員出席嗎?要知道,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只是純粹的諮詢組織,沒有制訂政策及決策的實權,擁有實權的官員卻全程失蹤。這是一個甚麼長遠規劃?

    諮詢文件第一章便指出,過去多年政府均採用五年計劃機制規劃社會福利服務,並為「所提供的服務訂立具體目標」,而該機制是「作為監察機制的一部分。」但因如此做法「欠缺彈性」,政府自1999年已放棄使用該規劃機制。那麼,現在的長遠規劃是怎樣進行呢?據委員會主席陳玉樹教授所言,是年與年之間每年進行一次。甚麼?每年一次、沒有具體目標、不知福利為何物的討論總結,就是本港的社會福利長遠規劃?

    事實上,政府在2000年推出整筆過撥款時,曾經承諾進行長遠福利規劃,但當社福機構接受新制度後,政府卻反口覆舌,而只每年一次邀請社福機構在酒店進行半天研討會,會後甚至會議紀錄也欠奉,而這就被稱之為福利規劃。當時我作為社福界立法會議員,曾在該場合公開給周一嶽局長送了一隻大牙,喻意政府「講大話、甩大牙」。

    2005年曾蔭權「競選」連任時,曾承諾為社會福利認真進行長遠規劃,此事拖延至2007年,終於在《施政報告》被點題式提出,但曾蔭權的骨子裡卻仍是逃避,因而只將此「重任」交予一個有責無權的諮詢委員會敷衍一番。明乎此,就能理解何以中大社工系教授馮可立認為整份文件沒有觀點,應改名為「在政府沒有政策承諾之下,非政府組織如何應付社會需要」的文件。連港大社工系講座教授周永新也對文件提出三個反對:(一)反對文件對弱者的敵視;(二)反對用者自負;及(三)反對文件對受助者權利的忽視(註二)。

    其實,文件內容已是無關痛癢。最重要的不是文件中一些似是而非、虛無飄渺的內容,反而是文件絕口不提的政府責任。一個沒有承擔的政府,又怎會認真以規劃訂定具體改善民生的目標?又怎會認真為我們思索香港的未來?

    對於一個等待退休的特首,我們還能期望甚麼?

     

    註一:http://www.swac.org.hk/documents/SWAC%20Consultation%20Paper%20(Chi).pdf

    註二:以上觀點是周永新教授及 馮可立 教授在5月22日業界研討會上公開表達。

  • 政改中央露底,倒曾迫在眉睫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6月9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醜婦終須見家翁,日前政改方案的最後版本終於揭盅,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最後版本竟是原封不動,將今年四月時已提出的方案隻字不改地照搬過來。實在很難想像,經過516的變相公投、普選聯和民主黨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會晤的破冰之旅,以及曾班子的政改起錨騷,特區政府拿出的竟仍然是一個已被泛民事先聲明必然否決的爛方案。曾班子對政改的處理,就像在六四前夕沒收民主女神像一樣,令人摸不著頭腦。

    這個方案之所謂「爛」,在於它比2005年的政改方案更為保守。當年政府建議負責選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由800人增至1600人,新增委員包括所有民選區議員,現在的方案是卻只將委員人數增至1200人,就連大部份區議員都進不了,民選成分更少。方案其餘部分則基本上是翻叮2005年方案。

    拿出一個已於五年前遭到否決的方案,而且再要退步一點,然後交給立法會表決,曾蔭權難道就是如此履行其「徹底解決普選問題」的選舉承諾嗎?算了吧!泛民除了否決方案,實在沒有另一個選擇。但曾蔭權明知如此,為何還要浪費大量公帑,發動一個排山倒海式的超錯起錨宣傳攻勢?為何中央明知寸步不讓,卻要在516前後向普選聯和民主黨等招手示好,並高調破冰?

    現在看來,這全都是一個局,目的旨在分化泛民,打擊變相公投。泛民在中央拉一派、打一派的統戰策略下,自亂了陣腳,直接影響了516投票率。現在民主黨的利用價值完了,就公開摑其耳光。就連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文也認為有商量的一個中間落墨方案,也遭斷然拒絕,這些所謂溫和理性溝通,原來都起不到半點作用。中間泛民行前了一步,中央卻是寸步不讓。這種玩弄泛民於股掌的權術,不但懲罰了中間民主派,更只會進一步破壞互信,把泛民逼向否決之路。

    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民主之路將更艱辛,2017年及2020年可以普選的希望將更渺茫。回歸已13年了,還要等待多少年才可實現民主?答案已清清楚楚寫在牆上:永不!《基本法》本來承諾了普選,而普選是必定沒有功能組別存在,這是連小學生都懂得的道理。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的談話卻明言功能組別未必與普選有所衝突,亦即功能組別極有可能在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裡長存下去。喬曉陽所指的普及而平等原則,只限於選舉權,對於提名權和參選權,中央明顯緊抓不放。就香港未來的政制改革,中央今次已經亮出底牌。

    對於追求民主的香港人,今次政改必然是個徹底失望。曾蔭權當政五年,在民主和民生方面都交白卷,即使沒有沙士疫症,623後的71,社會怨氣將會暴升,然後勢必演變成一場倒曾運動,引發新一輪的管治危機。這也怪不得誰,曾蔭權委實辜負了香港人!曾班子在餘下任期將會相當難過,特別在重大的事情上,西環的權力核心,已逐漸淹蓋中環的禮賓府。

    事情如此發展下去,我們不得不懷疑,其實就連以上亂象也都盡在中央掌握之中。在中央的強硬路線下,預期不同陣營只會以非友即敵的態度繼續互相爭持,社會就政改的激烈爭抝將會沒完沒了。政治問題不解決,民生的議題則繼續乏人問津,最近就連最低工資如此重要的民生議題也被忽略,基層及中產的日子都不會好過。結果,就是一個嚴重內耗和分化的香港。

    香港已經淪落了,但誰會是最終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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