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富懸殊不是問題?


    《信報財經新聞》20/01/2007

    上星期日我出席了港台的《城市論壇》節目,席間提出香港必須打破經濟主導神話,才能長遠將貧富差距縮小,採取累進稅制和推行最低工資和全民養老金等,是自然不過的事。這些當然不是甚麼新穎構思,而是民間團體的多年共識,也是外國減輕貧富懸殊的經驗之談。

    翌日報章廣泛報道我的言論,當中《信報》題為「貧富懸殊嚴重解決難題不易」的社評對我作出抨擊,同時提出三點質疑:第一,香港沒有絕對貧窮,「貧者並非無立錐之地」;第二,香港經濟發展模式轉向,高增值產業必然加大貧富懸殊;第三,堅尼系數不是可靠量度貧窮工具,因為即使貧富差距擴大,也不代表貧者生活變差。

    首先容我不厭其煩闡述香港的貧窮數字。根據智經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我們月入少於八千元的住戶數目,由1997年的二十萬激增至2005年的五十萬,佔所有住戶比例由13%上升至22%;最高十等份收入組別的入息中位數與最低十等份收入組別入息中位數的差距,亦由1996年的十六點一倍增至2005年的二十三點三倍。此外,更多兒童生活在低收入單親家庭,貧窮長者比例不斷增加,超過十二萬人仍窩居於籠屋和板間房等惡劣環境。

    從上述數字可見,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香港貧窮問題迅速惡化,經濟成長不能帶動基層工種薪金上調;相反,貧窮住戶人數和比例大幅飆升,顯示工作未能協助貧者改善生活,更多人反而墮進貧窮泥沼。不少研究指出香港仍然存在一批童工,綜援兒童亦面對各方面不足,在此不贅。社會貧窮化趨勢已非常明顯,不單基層難以脫貧,部分中層也自覺往下流動。在日本,學者三浦展《下流社會》一書全國轟動,香港亦應對此現象有所警惕。

    對於香港的貧窮情況,社會至少有兩種解讀。一種意見認為,貧富懸殊不是問題,只要貧者能夠維持基本生活,富者人數和收入增加無可厚非;另一種意見雖然承認貧富懸殊確是問題,但認為這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邪惡」(necessary evil),堅尼系數只反映貧富之間差距,而這個差距非香港獨有。

    以上意見並不互相排斥,《信報》社評正是兩者合成,一方面不承認貧富懸殊是社會問題,認為堅尼系數不是有效的量度指標;當有人提出解決辦法,又說即使社會存在貧富懸殊,香港也沒出現失學捱餓等情況,所以不應「藥石亂投」。這種態度是游離於承認與不承認、面對與逃避之間,等於叫我們安於現狀,因為「解決難題不易」。

    堅尼系數是國際社會慣用量度貧富差距的指標,其意義在於容易量度貧窮趨勢及作出國家之間比較。既然堅尼系數已顯示香港的貧富懸殊日趨惡化,更是全球發達地區中最嚴重的,則我們應該處理問題,而非進行無關宏旨的爭論。若堅尼系數不是適當指標,那我們是否有更佳的量度工具?一些國家量度貧富差距時會將稅制和公共服務的作用納入考慮,我亦不反對同時以此作出比較。

    無可否認,稅制是所有措施中最有效的財富分配機制,當市場不能保障最大的公共利益,政府便應扮演積極角色。一方面,政府貫徹能者多付的稅制基本原則,富者在累進稅制下負擔多數稅款,只是貧富懸殊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政府不會向貧者過份徵稅,反而通過負稅制向貧者提供生活補助,彌補貧者的收入不足,但政府不會不斷補貼商家,因為最低工資確保市場工資的最低下限。英國便是這種扶貧經驗的最佳例子,最低工資證明是最有效解決在職貧窮的方法,而就業稅務補助和求職津貼等可增加基層勞工的工作收入,有助鼓勵就業。

    姑且擱下全民養老金屬於「福利政策」還是「收入差距」問題,既然我們現時要解決的是貧富懸殊,則我們該做的是實事求是,尋求解決方法。只要對貧窮人口特徵稍加分析,我們便會發現當中長者佔去很大比例。若以國際貧窮線界定,香港三分之一長者陷入貧窮,三十五萬長者生活在每月少於二千元的入息水平。全民養老金是社會保險制度,除了為全民提供退休生活基本保障,制度亦特別保障過去低入息或沒有工作的人,為他們提供穩定收入來源。如此看來,全民養老金是如何不能針對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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