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醜陋的香港


    《明報》11/06/2007

    在美國度過15 個寒暑,我終於舉家返港。那是1996 年。時值香港快將回歸,我有幸見證這個大時代。同時,我在這裏找到了大學教席,教導社工學生,這也是我一生渴望從事的職業。

    但很快我便察覺香港社工專業正在脫軌。政府要推翻行之有效的社福機構津助制度,改行整筆撥款。社福機構在緊絀財政下艱苦經營,商業原則主導服務發展,資源增值成為同工的共同使命,資深同工變成機構的負累。新服務以競投外判形式分配資源,為求達致成本效益,服務指標不斷提高,前線同工變成「奴隸獸」。不單服務質素犧牲了,報酬大幅下滑和龐大工作量加速人手流動,社福機構之間的惡性競爭、員工與管理層之間的矛盾等,均扼殺了專業成長。這是美國社工專業淪落的舊路,我們很不幸也在重蹈別人的覆轍。

    更不幸的還是界內怨聲載道,但人人也噤若寒蟬。社福界要過渡寒冬,總要有人挺身而出,為同工和受助人說句公道話。最初幾年,我以學者身分批評社會的不平現象,但逐漸發現牟利原則開始滲透其他層面,連大學教育也走向麥當勞化。

    近年政府削減大學資源「手起刀落」,大學為減省成本,無所不用其極,最低層的工種首當其衝。理大管理層以各種手段逼令在大學工作多年的清潔工離開,然後將工作外判。新聘任的清潔工,月薪不及原來薪金的一半。當時審計署剛巧發表報告,原來我們校長的薪酬冠絕全城,連津貼每月達到36 萬元,當中不少是以自負盈虧活動賺取的利潤支付。我問校長是否問心有愧,校長堅定的說: 「我,問心無愧」,更自覺這是校董會批准給予的應有報酬。

    我決定在校園貼出大字報。這是對大學肥上瘦下的不滿,也是讓同學反省社會公義的機會。我的行動自然導致高層的震怒。我一直以合約受聘於理大,從前我挑戰的是政府政策和官員,今次對象卻換成是我的僱主,感覺非常「埋身」。作為家庭唯一經濟支柱,我當然害怕被秋後算帳,但反覆思考我從事教育工作的目的,我還是別無選擇。事後,我在校內被定性為搞事分子。

    不論在大學發生的肥上瘦下事件,還是社福界角色的蛻變,我愈發覺得不公平和赤裸裸的剝削,在我們社會似乎被特別容忍。在香港,講權威、講關係,但我在美國生活,卻處處可見制度和理性的可貴,這對我來說不單是文化衝突,更是心靈上的直接衝擊。誠然我們承傳了殖民地制度,凡事講求正當過程,但回歸後這些變得更像公關戲法,人治當道,管治質素和人文價值倒退。

    還望終有一天,我會等到香港的脫胎換骨。市民在這裏安身立命,不僅會對經濟成就感到驕傲,更會自豪於這個社會憑藉的人文價值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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