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超雄認為應削減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酬金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預算總目的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這項修正案的精神,即要削減……

    全委會主席:你是支持哪一項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這項修正案的內容當然包含很多……

    全委會主席: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項合併辯論,當中共包含了102項修正案,請你指出你是支持哪一項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我支持整項合併辯論的方向,至於應將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酬金削減至哪一水平,我不能提出一個十分肯定的答案。不過,在基本原則上,我認為應削減他們的酬金,而我希望就這一點從兩個方向作出討論,第一是在制度上,第二則是在職責上。

    削減他們酬金的理據是,在制度上,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其實是一個不需要向公眾負責,在保密及黑箱作業情況下作出最高層決策諮詢的機構,甚至不單是諮詢,而是在法例上和制度上,有許多重大決策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一起作出,但其成員究竟從何而來?他們無需經過任何選舉及民主方式產生,而是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這些非官守成員官至最高層決策架構,其所作決策可影響所有香港人,但在兩個原則即集體負責制和集體保密制之下,他們卻真的無需向市民負責,因為無論最終的決策為何,在集體保密制下,他們其實無需說些甚麼,甚至可說是不能說些甚麼。

    舉例而言,他們往往會批准一些公用事業的加價申請,例如兩電、巴士公司、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但他們批准加價的決策過程和曾經考慮的一些細節,卻無需要向公眾交代,甚至一如我剛才所提到,是不應該向公眾交代,因為必須保密。在行政會議內作出決策的思考過程並不透明,而又無需公開向公眾負責,因為它實行的是集體負責制,換言之,最終其實是由政府作出決定。行政會議內齊集了政府內部的最高層官員、所有問責官員,而特首當然是其主席。

    所以,究竟這些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是幹甚麼的呢?如果說行政會議是一個諮詢架構,負責向政府提供意見,那麼坦白說,作為諮詢架構成員的人根本不應收受任何基本酬金,因絕大部分諮詢架構均不會向其成員發放正式酬金,與其說是酬金,其實是少許車馬費而已。然而,現在的行政會議成員卻每月收取數萬元酬金,他們是否連車馬費也要每月花費數萬元呢?不見得是如此。

    在外國的民主制度下,基本上是不會出現這種古怪的物體。行政會議有如一個內閣,在外國民主制度下,內閣往往由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市長或行政長官,加上一些同樣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組成。這些通常是國會、議會或地區省、市議員的內閣成員,都是通過民主選舉程序產生、具有代表性和民意認受性的議員,他們會獲得最高行政負責人委任擔任不同範疇的負責人。

    如果香港沒有這樣的民主制度,只是沿用現時的問責制,行政會議便成為一個怪物。制度上容許行政長官委任十多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而這些非官守成員卻無需向市民問責,他們的整個思考和討論過程均要集體保密,但向外公布的決定如有任何差池而必須負上政治責任,卻須由問責官員而不是非官守成員負責。在這情況下,我們會否覺得這制度很古怪呢?

    我並不認為行政會議應有這種安排,我們本來就應邁向民主。如真的邁向民主,一如我們現正就2017年、2020年選舉所作的討論,讓本議會透過全面直選產生,而行政長官亦須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那麼,維持這樣的行政會議,讓當中一批(其實是半數)非官守成員無需通過民主程序,便可進入最高決策架構,並通過集體保密和集體負責制而無需向市民作出交代,這不是十分奇怪嗎?

    如果說要把這種制度變成一個諮詢架構,正如政府常常說,需要這些精英輔助當局作出重要決定的理由,是因為他們在社會上不同範疇具有領導地位或個人專長,所以能夠向政府提供好的意見,那麼它應屬諮詢架構而非決策架構。既然是諮詢架構,政府便應妥當而名正言順地安排這些非官守成員採取一般諮詢架構的做法,不應收受任何酬金。

    主席,坦白說,在外國如能獲委任加入這麼高層次的諮詢架構,其實是一種榮譽,往往亦是一種社會服務。不少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亦口口聲聲表示,這是他們的榮譽,可讓他們回饋和服務社會,既然如此,為何要支取這麼高的酬金呢?這相對於他們本身的收入,當然可能是微不足道,但以香港今天的經濟狀況,市民的入息水平而言,我們不可忘記今天的每月入息中位數也只得12,000元。可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領取的卻遠遠超出此數,甚至數以倍計。既然這是一種
    榮譽,是一種社會服務,為何要領受厚酬呢?我委實不明白。

    所以,在制度上,我認為行政會議本身是一種奇怪的物體,在民主制度和民主進程下,必須就其作出整體改革,而非官守成員的薪酬或酬金亦應相應進行改革。故此,我支持在制度上削減他們的酬金。至於應削減至哪一水平,我認為基本上可採用車馬費的形式。我不知道每星期參與一次會議需要多少車馬費,但若以這個水平計算,現行諮詢架構內某些機構均有類似安排,而絕大部分諮詢架構,據我所知約有四百多個,其實均無酬金可言。不過,部分架構的確有此安排,但即使參照相關水平訂定非官守成員的酬金,相信也可能只需數千元,而絕對不需要達到現在的酬金水平。因此,在制度上,我支持整項合併辯論中有關削減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酬金的方向。

    第二,主席,我要問的是在職責上,這些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究竟有沒有善盡其向政府提供良好意見的責任,令整體社會無論在經濟、社會、民生、環境,以及尤其在法治、人權、自由、民主等各方面得以向前邁進?

    我不會冗長地談論每一個範疇,甚至不會就任何一項政策作出詳細的討論,但整體而言,我們已回歸十多年,行政會議作為政府的最高決策架構,究竟做過些甚麼?單以成績而論,經濟增長方面的成績的確是不錯的。在過去一段時間,除了在金融風暴、金融海嘯、SARS期間,本地經濟曾出現一段時間的下滑之外,我們的整體經濟增長相當不俗。自回歸以來,GDP這個餅已造大了差不多50%,成績驕人,足證在經濟發展方面,行政會議作為最高的權力架構,很明顯是有交出成績。但是,除了經濟之外,我們在民生、社會發展、法治、人權、自由、民主這數方面,又有甚麼進程呢?

    國際上已接連有不少報道,指出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是先進地區中最嚴重的。聯合國亦曾發表報告,指出在二十多個最先進經濟體系中,香港的貧富懸殊現象堪稱首屈一指。貧富懸殊背後的成因固然相當複雜,不可能單單歸咎於某一個原因,但正因如此,我認為行政會議尤其是它的非官守成員,更加有責任向政府進言,清楚反映香港當下的實況。然而,就最近眾多社會矛盾事件,無論是碼頭工人工潮、工業安全問題、“劏房”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甚至種種基本問題,這些非官守成員在這十多年來究竟做過些甚麼?

    就貧富懸殊問題本身,這些非官守成員既然眼見香港社會矛盾日益加深,領導人亦曾不止一次指出,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問題便是存在深層次矛盾,而深層次矛盾正是貧富懸殊問題,那麼對於貧富懸殊這個如此嚴重的問題,為何這些非官守成員過去沒有能力提出意見,紓減這一種情況?他們對於行政會議屢次批准公用事業加價,令一般市民的經濟負擔百上加斤(計時器響起)……對不起,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現在還可以發言嗎?

    全委會主席:梁議員,我剛才已經說過,不能再容許你在這項合併辯論中發言。

    梁國雄議員:我抗議。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張超雄議員舉手示意)

    全委會主席:張超雄議員,請你精簡發言。

    張超雄議員:主席,可否容許我完成我的發言?

    全委會主席:請你精簡發言。

    張超雄議員:謝謝。

    主席,單純談論貧富懸殊,當然可以長篇大論,但我實在無需多講,只想指出以我過去十多年在香港生活,對行政會議尤其是其非官守成員所作的觀察,從他們的行為以至言論表達,我實際上看不出他們曾如何在這方面下一番真正的工夫。在重大決策上,他們往往無法阻止政府作出一些錯誤的決定。

    以我們現正面對而行政長官亦認為是重中之重的房屋問題為例,多年以來,自實施“孫九招”,造成房屋供求失衡後,對於公共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公屋輪候隊伍越來越長的問題、過去十多年間“劏房”情況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並不見得這些非官守成員曾做過些甚麼。如果我能夠看見他們在議會內外,清清楚楚地告訴香港人他們能代表市民的聲音,能夠反映社會的現實情況,我便不會認為他們失職。

    今天,政府仍有很多決策和看法,仍停留在一種空中樓閣的狀態,他們根本就是不食人間煙火。既然這些非官守成員身在民間,在政府內並無正式的行政責任,為甚麼他們不能有效地反映這些問題?

    所以,主席,無論從制度或職責方面,我均有此看法。在制度上,我認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這一部分應維持其諮詢功能,以諮詢架構的方式處理各成員的酬金問題。在職責方面,我認為這些非官守成員過去並沒有向政府有效反映社會的現實問題,導致政府不斷作出錯誤的決定,造成社會今天的深層次矛盾、貧富懸殊問題,年青人無法擁有美好的前景,環境不斷遭受破壞,民主、法治、人權不斷倒退。

    整體而言,我支持各項修正案的精神,並希望大家也能認真作出考慮,尤其是身為立法會議員而又同時擔任行政會議的一員,更加是相當矛盾。因為在集體負責和集體保密制之下,這些立法會議員必須站在政府的一方。當政府的決策出錯或與人民的意願相矛盾,又或政府的決策不能真正造福人民時,這些議員以其部分屬民選議員的身份,其實應反映市民的聲音,但由於他們加入了行政會議,所以在兩種制度之下,他們只能有口難言,甚至在表態和投票時,必須依循政
    府的取向行事。

    所以,我認為行政會議這制度,其實是與立法會的功能有所衝突,尤其是當議會也要走向民主,走向以一人一票方式進行選舉時,我們根本不應容許議會成員走進一種集體負責和集體保密的架構裏。以英文用語而言,這存在一種intrinsic conflict,即一種內在的、固有的矛盾,抱歉我無法將之翻譯成中文,但這種矛盾是無法解決的。所以,在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架構中加入立法會議員,我認為
    極有問題。

    因此,主席,我整體上支持削減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酬金。多謝主席。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發言在整體上支持有關的修正案,即削減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全年薪酬。

    主席,我贊成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梁振英不值得香港人用我們的公帑來讓他做特首。在他的誠信、個人操守和行為方面,我們有很多質疑。他在公共政策上的失誤,導致他自上場以來,一直未能面向我們基本的深層矛盾。這人曾經說過:“我不會為爭取任何一張提名票或選票,作出不能實踐的承諾。”。

    梁振英在其政綱中,曾就社會福利說過很多東西,他說因為長者的退休問題和香港老人貧窮的問題嚴重,所以他要增設一項“特惠生果金”。眾所周知,“特惠生果金”這個名稱現在已經更改了,變為“長者生活津貼”。本來提及“特惠生果金”,很多市民,尤其是長者,會以為他會向長者作出回饋,因為我們很清楚“生果金”是社會對長者的一種回饋。他們多年來對香港作出貢獻,因此,大部分70歲以上、現正領取“生果金”的長者是無須接受任何資產審查的。

    可是,很可惜,在梁振英成為特首後,他提出的這項所謂“長者生活津貼”卻變成須進行全面的資產審查。政府又說這是一項扶貧政策。如果是扶貧,2,200元又如何足夠應付長者的生活呢?如果是扶貧,又何不索性給他們充足的生活金,甚至改革現時長者的綜援制度,讓他們以個人身份來申領綜援?況且,在理論上和根據政府的說法,綜援的金額是足夠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的。為甚麼要強迫家人簽“衰仔紙”呢?

    主席,在這位特首的政綱當中,在社會福利的綱領下,有一段是這樣說的:“考慮合併長者綜援金和生果金計劃,探討入息及資產申報以個人為計算單位的可行性,及對家庭政策和公共財政的影響”。主席,這位特首在選舉時承諾會檢討入息和資產申報,並以個人為計算單位,即長者無須再等待家人簽“衰仔紙”,但現在這項政策哪裏去了?何時進行這項檢討呢?完全無影無蹤。

    我剛才讀出了一句話:“我不會為爭取任何一張提名票或選票,作出不能實踐的承諾。”這個“承諾”哪裏去了呢?作為競選的政綱,這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現在哪裏去了呢?換回來的是“特惠生果金”沒有了,變為“長者生活津貼”。

    接着是:“容許單肢傷殘人士申領傷殘津貼”。主席,這項政綱現時又哪裏去了呢?我們強烈要求他檢討這項傷殘津貼。這並非只是單肢的問題,而是其實有很多隱性傷殘和器官殘障,足以令這些人無法在社區內獨立生活及在市場上找到工作,可以自食其力。這一批殘疾人士亟需支援,但他們卻未必達到領取綜援家庭的水平,尤其是現行的綜援制度仍然是以整個家庭計算。所以,容許單肢傷殘人士申領傷殘津貼只是一個基本的開始,讓香港很多殘疾人士能夠有基本的生
    活。可是,現在哪裏去了?是找不到的。

    “研究及落實有效的策略與措施,以縮短日間訓練及住宿服務的輪候時間”。這是特首有關殘疾人士部分的政綱,主席,但是這個政綱承諾到哪裏去了?研究了甚麼出來呢?我們的日間服務和住宿服務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殘疾人士輪候院舍的時間動輒超過10年。日間服務的輪候時間是五、六年,在北區、大埔、元朗一帶更需時6至7年。我說的是殘疾的小朋友。他們到了16歲,踏入所謂的成年階段後–這是政府的定義–他們可以進入成人服務,尤其是嚴重智障的人,他們的出路不外是日間展能中心和庇護工場。如果是學前的人,便接受早期訓練和進入特殊幼兒中心。這些服務全部也須“排長龍”。他的政綱明確地說會怎樣怎樣做,但實際上哪裏去了呢?是完全沒有的。

    主席,在社會福利方面,他還說了一句:“對社會福利服務發展,包括人力供求、培訓及服務設施,作中、長期規劃,並訂立具體目標。”主席,他自上任以來,在他上任前後,我們社會福利界也曾多番催促,說政府有責任制訂長遠規劃。在曾蔭權治下,草草了事,成立了一個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草擬了一份所謂長遠規劃的文件,內容卻是說不作長遠規劃。

    到梁振英上場後,我們重申這項訴求,他在政綱內亦承諾了長遠規劃的做法,但時至今天,政府在長遠規劃上做過甚麼呢?有否發表過有關社會福利長遠規劃的文件呢?有否任何動作表明會準備啟動社會的長遠規劃呢?是完全沒有的。這些承諾是白紙黑字的,但卻與梁振英自己的說話完全抵觸,因為他說不會作出不能實踐的承諾。這些全部哪裏去了?在“人口和人力資源”的政綱下,梁振英說他會“跟進現屆政府……”–就當作是上一屆政府吧–“……就標準工時的調研,成立專責委員會,包括政府、僱主和僱員代表、學者和社會人士,共同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及涵蓋範圍,關注僱員超時工作的情況和安排。”。

    主席,我無須多說了。很多關注勞工的民間團體、政黨和各方面,一直也在譴責本屆政府,指在梁振英作出了承諾的情況下,標準工時的立法全面倒退。接着,他也說:“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內僱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比例。”強積金和遣散費與長期服務金對沖,已經是我們多年來的關注,這根本是荒謬的。又說這樣一個強積金是為人們提供退休保障,但卻容許與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對沖,兩者的目的根本完全不相同。我們之前的政府容許這樣做,但這屆政府的特首表明會檢討,並會逐步降低這個比例。我們認為須全面撤銷,但他最低限度說會逐步降低,但承諾到哪裏去了呢?這個特首承諾了這麼多東西,但全部卻沒有一項兌現。

    在教育方面,他開宗明義地說:“盡快實施15年免費教育。”可是,“盡 快”到哪裏去了?15年免費教育的計劃到哪裏去了?何時啟動這項計劃呢?到哪裏去了呢?“檢討融合教育的成效,加強對學校的支援。”主席,在本屆立法會,在我要求下成立了一個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我們也要求政府全面檢討融合教育,而特首的政綱亦白紙黑字寫下來了,但承諾到哪裏去了?沒有打算、沒有計劃,也沒有內容。

    在教育方面,他亦說得很清楚:“設置‘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和評核標準。”這是針對少數族裔的,因為少數族裔在香港的人口比例與他們能夠升讀大學等高等教育的比例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他們現時入讀大學的比率是百分之零點幾。根本上,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這個重要的安排,可以讓他們有機會在本地教育制度上晉升,而不會永遠被卡在大學以下的教育水平,永遠無法出頭。

    我們說知識能改變命運,也在談論知識型經濟,但我們的少數族裔卻無法在現有的教育制度下打破中文考試的框架。特首本身的政綱說可以設置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和評核標準,但時至今天,教育局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也說得很清楚–是斬釘截鐵地說–我們不會這樣做,而只會讓這些少數族裔繼續參加外國的國際公開考試。但是,在香港很多僱主並不認識這些考試,很多僱主也根本不會以此作為參考,而在很多大學,由於他們沒有在港本地公開試的中文評核中獲得合格成績,以致他們沒有升學機會。主席,這些全部也是他自己承諾的,但卻全部不做。

    在特首最關注的方面–他說房屋是重中之重–他在政綱內指出,“香港人均居住面積狹小,一半的私人住宅單位面積小於500平方呎。”這的確是真的,我們香港人住得很辛苦。但是,在他的管治下,由特首委任的問責官員怎樣向港人交代的呢?他們說“劏房”是有存在價值的。特首在政綱中說對呀,香港人的居住環境真的很狹窄,但到過頭來,在他當選後,他的官員便說“對呀,‘劏房’是適合你們居住的,它們有存在價值”,這是甚麼意思呢?他明白我們現時對公屋有很大的需求,在政綱中他說,“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的供求評估,適量增建公屋,確保家庭申請者及35歲以上‘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同為3年;並縮短35歲以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輪候時間。”主席,他說會適量增建公屋,但在他的房屋計劃裏,卻繼續維持每年只興建15 000個公屋單位,這與曾蔭權政府基本上沒有分別,這又是怎樣適量地增建公屋呢?他在政綱內承諾會維持這些家庭的平均輪候時間為3年,但很多數據已經顯示3年的平均輪候時間已經守不住了,輪候單位的人數已經超過21 000。他說會縮短35歲以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申請(計時器響起)……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中 文 版)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floor/cm0429-confirm-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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