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業不是誰的罪孽


    《明報》 2009年4月9日

    張超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繼97年金融風暴及03年沙士疫潮後,本港經濟再次陷入蕭條。股市連月下瀉,裁員減薪不斷,無力感已迅速擴散至各階層。樂施會委託筆者進行的調查便發現,即使面對綜援的負面標籤,願意申領的人還是增加了,表示在財困時會申領綜援的有六成半,較06年上升5.5%。市民雖然肯定綜援的作用,卻始終認為申領綜援是可恥的,因而多達三成半市民即使遭逢困境,仍然堅拒接受援助。

    經濟不景帶來工資下滑和失業問題,綜援宗數上升本來是必然的事。但本港經歷前兩次的經濟危機,卻是以減少對失業者援助告終。政府一邊廂表示憂慮「綜援養懶人」,另一邊廂又暗示「領綜援好過打工」,總之就是要將綜援冠以惡名,然後削減綜援,自然便水到渠成。這種「譴責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的策略,令市民對綜援敬而遠之。有一家四口失業四年,以麵包度日,父母寧願犧牲孩子的健康,也不願申領綜援,為的只是「骨氣」二字。

    失業問題不是當事人自己種下的孽,而只是資本主義週期「必然的惡」(necessary evil)。失業問題既由客觀環境因素所造成,那麼政府便有責任為失業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在香港,綜援是失業者唯一的社會安全網,但所謂安全網其實一點也不安全。雖然受助人必須按規定積極尋找工作,並接受嚴格的資產審查,但由於綜援支出完全由納稅人支撐,受助人接受免費給付,難免被視為社會寄生蟲。加上政府鼓吹「窮人鬥窮人」之風(沒有接受援助的窮人,敵視申領綜援的人),市民視綜援為施捨,申領綜援只能是窮途末路的最終選擇。

    外國同樣有援助失業者的措施,卻沒有產生綜援一樣的標籤效應,因為這都是透過社會保險制度進行。目前全球已有超過七十個國家/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及台灣),訂立了失業保險制度。失業保險金作為過渡性質的替代薪酬,目標既是維持失業者的基本生活開支,也讓他們維持一定議價能力,緩和市場工資下滑的情況。

    與綜援一類的救濟措施不同,失業保險並不屬於社會福利系統,而隷屬社會保險範疇,強調的是一種公民權利。在風險分攤的精神下,失業保險制度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或只是其中兩方)集體供款,供款額由月薪0.5%至2%不等。在每次失業期間,曾經供款的市民可向中央戶口領取相等於原來入息40%至80%的保險金。由於失業保險金只限非自願性失業的人領取,而且時限只為約半年至一年之間,故此不會造成濫用。

    倘若失業者在時限過後仍未找到工作,很多國家仍有第二層的安全網,即失業救濟金。失業救濟金的薪酬替代率較失業保險為低,同樣設有發放期限。救濟金的行政管理方式與失業保險類似,因此接受援助不會讓人感到可恥。與本港情況不同,失業者只有在經過兩層安全網後,仍未擺脫失業困境,最終才會接受屬於最底層安全網的公共援助。

    國際社會保障學會曾經比較全球150個國家,結果顯示不同國家保障失業者的措施,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直接相關。在每年人均收入達到6,870美元的國家之中,設有失業保險制度的有45%,而人均收入達到13,750美元的,這個比率更達到70%。現時本港的每年人均收入已超越20,000美元,卻一直沒有設立失業保險制度,在全球發展水平相若的國家/地區之中,本港之例可說是絕無僅有。

    再看保障勞工的《國際勞工公約》。在公約多達182條涵蓋人權、工會權利和就業條件的條文當中,本港只實施了47條,而公約有關保障失業者的全部3條條文,本港更是一條也沒有實施。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價值每每以經濟尺度來衡量,失業的人因而受盡白眼。其實失業者也是被剝削者,他們被剝削的,正是最基本的就業權利。在失業形態趨向結構化的今天,失業不是誰的罪孽,而是必需由社會整體面對和承擔的問題。設立失業保險長遠可以增加福利制度的承載能力,對受助者也人性化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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