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規劃病 也是福利規劃病


    《星島日報》20/12/2007

    天水圍生病了,一眾教會和服務團體,加上了商界的力量,前仆後繼為天水圍奔走。天水圍彷彿一瞬間悲情盡掃,生機處處。民間的微小力量,正逐漸匯成大流,搶救着政府的政策失誤。

    政府的錯,並不完全是規劃上的無知。董建華政府當年的八萬五建屋宏圖,造成天水圍今天不尋常的公屋比例,其實是典型的政治考慮凌駕社會需要。當地區的實際發展需要淪為次要,任何政策也容易出現重大偏差。

    鄰里「織網」非搞事

    從天水圍擴大至本港社區整體發展的困局,正是在政府的資源調配泛政治化下的產物。今天政府提出要在天水圍推動鄰里支援,其實不願看到街坊在鄰舍層面建立互助網絡的,正是政府自己。早年政府的社會服務,向來重視社區發展。社工負責在區內「織網」,慢慢發展出各種各樣以街坊為主導的自助模式,社區中心扮演着維繫社區的角色。不過,當居民逐漸發覺區內問題源於政策不善,進而作出政策倡議,政府卻視之為「搞事」,決意取締這種社區發展為本的社會服務模式,改以綜合服務取代。目前政府在社區發展項目的資源投放,已經變得微不足道。

    現時政府應付社區危機的辦法,就是將社區問題個人化,社會服務個案化。家庭瓦解導致支援薄弱,殘疾和有精神病患的家庭成員無法得到充分照顧,還有由社會因素導致的家庭暴力問題等,政府面對這些林林總總的社區危機,統統只會轉化為個人的不幸,以個人或家庭為本的綜合服務承接他們的需要。結果,改善社區的責任便「外判」予社福機構,但實際上,以個案形式處理宏觀的社區問題,早已證明成效不彰。

    為推行服務綜合化,政府以提升服務為名,將原來從事不同類型服務的單位,收編為一個提供綜合服務的單位,還在過程中與社福機構簽訂津助及服務協議,設定服務量的輸出標準,在資源增值的概念下不斷提升要求。從前以社區為本的服務模式既已推翻,政府改為劃分服務區域,由社福機構應付當區的社會問題。機構需在整筆撥款制度下,運用已被封頂的有限資源下為政府「包底」。隨着人口結構和社會環境轉變,社會問題只會愈趨複雜,封套式的撥款制度和綜合服務的「包底」,使社福機構和同工承受無窮壓力。

    綜合服務難應需求

    津助及服務協議訂下的工作要求,實際上阻礙了社福機構靈活回應急速的社區變遷,而且社工為滿足協議訂下的個案數字,往往只能以有限時間應付個案,未能較深入了解個案事主的家庭整體需要,更遑論抽身從事協議以外的發展性工作,協助居民建立鄰里網絡和增加社區歸屬等。

    在服務綜合化下,目前社工的處境,就如一個不停拋接器具的雜技人,除了日常的個案工作,每日還需應付來自街坊、區議員或房署轉介的突發事故,加上倫常關係複雜程度有增無減,精神壓力極大。可見目前的綜合服務模式根本不是以社區需要為本,津助及服務協議反而造成不同服務單位資源重疊,成為社福機構回應不同服務需求的緊箍咒,往往到了慘劇發生以後,社區問題才浮上水面。

    每次慘劇發生,政府總會強調資源投放沒有減少,但整筆撥款無可否認是個封頂機制,機構即使預見社區需要也需「睇餸食飯」。而供社區團體申請的各種基金,不但造成社福機構之間惡性競爭,在政府親疏有別的政策下,不少資源變成親建制力量囊中物,結果原來與社會福利相關的資源,落於地區時難免「走樣」,成為泛政治化下的犧牲品。

    天水圍的病,是城市規劃的病,也是福利規劃的病。當工作機會、物質支援、甚至是免費歡娛活動接踵而至,天水圍實在需要政府作為平台,協調和統領互相競爭的各種力量,避免一些效果顯著的項目引來投機者分一杯羹,對無人承擔的項目則袖手旁觀。福利規劃不能依靠長官意志,服務應從社區需要和受眾的角度出發。當社會服務已瀕臨失效,政府應重新思索社會服務發展的路向,否則社區問題只會是無日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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